蘋果、亞馬遜、Google 與臉書的 CEO 齊聚一堂，來到美國國會「反壟斷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聽證會充滿指責、自辯、轉移話題以及誇飾語氣。而聽證會的真正價值，在於聽證會的舉行本身，確認了科技業壟斷將需要人民、政府與企業共同合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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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完稿的同時，美國科技業「四大天王」蘋果、亞馬遜、Google 與臉書的 CEO 正遠距至美國國會接受質問。這一場由反壟斷委員會（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Antitrust Subcommittee）舉辦的聽證會，象徵人民與科技業集體思考該如何管理現代社會最關鍵的四個關係：
- 人與機器 — 蘋果
- 人與資源 — 亞馬遜
- 人與資訊 — Google
- 人與人 — 臉書
還有一個應該到場的是微軟，其象徵人與工作的關係。以上四家公司總市值接近 5 兆美金，手中現金達 4,080 億美金，且全部是全球級企業，其用戶數、裝置數、營收數或使用時間數皆以數十億為單位。
規模巨大，權力集中，顯然應該受到反壟斷法的節制？
沒那麼單純。就算有壟斷，本身也不是錯。Peter Thiel 便常說追求壟斷會帶動競爭與進步。問題是濫用壟斷位置。然而要判斷四大天王是否濫用壟斷，首先要理解它們壟斷的方式。
邊際成本、交易成本、網路效應
這四家都是軟體企業。軟體達成壟斷的過程與過往企業相當不同，主要有三個特色。
第一，在網路時代，軟體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近乎於零。也就是每多服務一位使用者的額外成本極低。例如 Google 搜尋服務 1,000 人與 1,001 人的成本幾乎相同。因此企業會盡量服務更多的人。
第二，網路時代的軟體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近乎於零。用戶只要能上網就能使用 Google 搜尋。交易成本越低，市場越大。因此軟體的市場可以極限擴大，直至涵蓋全球。
兩個特質相加得到規模經濟。因此軟體企業的策略是投資最多的錢，開發最好的軟體，服務最多的顧客，最大化地攤平成本。第二名的顧客較少，成本攤平較慢，再投資的速度更慢，就難以追上第一名。
第三，最強大的軟體有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進一步鞏固護城河。這有兩種基本形式：同邊市場（same-side-market）是指服務的價值隨用戶數增加而提高。例如臉書用戶越多，每一位用戶都能更快找到新朋友。而跨邊市場（cross-side-market）指的是供需兩端會互相提高價值。例如 iPhone 用戶越多，對 app 開發者越有價值；開發者越多，iPhone 對用戶也越有價值。
在網路前時代，壟斷者控制的是供給端的有限資源，如印刷廠、石油、4G 頻譜、土地等。但軟體企業不同。由於上述三項特質，這是史上第一次，單一企業可直接服務全球數十億顧客。軟體企業控制的是終極的有限資源 — 顧客。
當然，顧客是人，無法像土地一樣被「佔有」。是顧客選擇使用蘋果、亞馬遜、Google 與臉書。換言之，科技巨頭根本的優勢還是核心產品較好，吸引顧客使用。但這就為難了執行反壟斷法的人 — 何必阻礙顧客的選擇？
因此要精確的管理四大天王，必須更細緻的理解其成功之處，才能辨別出其濫用壟斷之處。以下我分別討論。
蘋果
蘋果在四大天王之中比較特別，是用軟體創造產品的差異化，透過銷售硬體賺取利潤。賣手機的邊際成本與交易成本其實不低。蘋果能夠達到今天的規模，更多要歸功於貿易與製造的全球化。蘋果的成功來自兩大優勢：設計人類使用機器的體驗，以及管理製造機器的供應鏈。
而蘋果最明顯的壟斷是 App Store。如前述，App Store 是雙邊市集，蘋果站在開發者與用戶中間。App Store 帶給開發者的營收遠高於 Google Play，是不折不扣的壟斷。
App Store 也是平台型（platform）的壟斷，指的是開發者仰賴 App Store 的 API 開發軟體。因此蘋果握有生殺大權，蘋果可以威脅下架 app，也可以逼迫開發者使用內建支付工具。
平台最嚴重的濫用手段是向生態圈的供應商尋租（rent seeking）。我曾舉例 Epic Games、Netflix 以及 Hey 抱怨 App Store 強抽 30% 的「蘋果稅」，就像地主不僅要求地上的百貨公司付土地租金，還要求從每一個專櫃的銷售中抽成。
從整體經濟的角度看，平台協助第三方業者提供服務，擴大用戶的選擇，因此平台越大越有效率。政府不應該阻止平台的橫向擴張。然而政府應該關注的是在生態圈之內，平台對供應商（垂直）的反壟斷行為。
亞馬遜
亞馬遜也是平台。其商城（Amazon.com）與物流服務（Fulfillment by Amazon, FBA）之於第三方賣家，等同於蘋果的 API 之於開發者。有了亞馬遜，賣家更容易提供產品、交易、送貨與提供售後服務。因此承上一段討論，政府應該樂見平台橫向擴張、深化服務，創造更多價值。
同樣的，政府應該關注的是平台如何對待供應商。這也是亞馬遜備受批評的部分。例如媒體指出亞馬遜「偷窺」第三方賣家銷售資訊，開發自家品牌（private label）與之競爭。放任膺品流竄。以及在商城上偏袒自家產品、免除自家產品所需付的廣告費等。
不過，亞馬遜最有利的論點是其沒有壟斷。CEO 貝佐斯在聽證會前聲明亞馬遜在全球零售市佔僅 1%，在美國零售的市佔不到 4%。而其他重要產品，如 AWS 仍在產業擴大期，還看不出壟斷。Amazon Prime 則是「非互斥」產品，不會排除其他影音串流平台，因此也還不到壟斷。
沒有壟斷，就無所謂濫用壟斷，其他的指責自然也迎刃而解。
Google 與臉書是另一種壟斷，分析師 Ben Thompson 稱之為聚合者（aggregator）。聚合者的權力不是來自於提供工具給供應商，而是來自於協助需求方 — 用戶 — 篩選、排序資訊。例如 Google 耙梳網站資訊，以創新的方式為搜尋者排序；臉書整理社群的訊息，為製作成動態牆（News Feed）。
然而，網站不一定要透過 Google 才能觸及用戶。用戶直接輸入 daodu.tech 也能連到島讀網站。同樣的，我也不需要靠臉書才能傳播訊息，我可以透過 email、LINE、簡訊，以及自己建的網站等。
換言之，聚合者協助用戶將龐雜的資訊化繁為簡，再間接的迫使資訊的供應者，例如島讀，遵循聚合者的規範。島讀網站必須針對 Google 與臉書的格式優化。這進一步讓聚合者更好用，吸引更多用戶，於是供應商必須更緊密的配合。
因此聚合者對供需雙方的控制力天生就比較弱。供應商會自然的試圖繞過聚合者，直接觸及用戶。新聚合者也會此起彼落的試圖瓜分市場，例如臉書瓜分社交搜尋、Instagram 瓜分圖像搜尋、亞馬遜瓜分商品搜尋等。
所以政府不需過度操心聚合者與供應商之間的垂直關係，可以讓市場競爭解決。在國會聽證之前，研究者指出 41% 的 Google 搜尋結果導至自家的網頁，包括 Google 答案、Google Maps、YouTube 等。當 Google 為了營收而犧牲體驗，自然會給競爭者挑戰機會。
反過來說，政府應該監督的是聚合者透過「買顧客」來鞏固壟斷。例如 Google 花錢成為 iPhone 的內建搜尋服務，或是規範 Android 手機必須內建 Google 搜尋等。
臉書
如前述，臉書是聚合者，其篩選、排序第三方的資訊，推薦給用戶。只是臉書滿足的是被動的資訊需求，而 Google 滿足的是主動搜尋需求。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新的社交平台不斷冒出，先是有 Twitter、Instagram、WhatsApp，後來有 Snap、TikTok 等。這還沒考慮不同的媒體類型，如 YouTube、Twitch 等。
再一次，由於聚合者的權力來自掌握顧客，因此政府應該緊盯的是聚合者「買顧客」，如透過併購其他聚合者來消滅競爭。臉書併購 Instagram 與 WhatsApp 便是例子。
「臉書那麼多爭議，」你說：「怎麼可以這樣輕輕放過？」
因為今天討論的是反壟斷。反壟斷是經濟手段，不是用來解決社會問題。
聚合是一種篩選，或者叫策展（curation），因此容易衝擊社會文化。特別是仰賴廣告的聚合者，其任務是規模化的供給注意力，就會趨向散播吸引注意力的內容，例如讓人憤怒、難過、對立、自戀或嫉妒的內容。以及壓制爭議、弱勢、冷靜、複雜的內容。同時，聚合者也自然趨向收集更多資料來提高廣告投放的精準度。
可是這些問題屬於隱私權、言論自由與個人精神健康的範疇，不是反壟斷議題。
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許多人把近年的政治動亂、社會分裂、貧富差距等問題歸咎於科技巨頭，期待美國議員「痛罵」四大天王。但四大天王可能只是長期結構改變的受益者，而非始作俑者。觀察四大天王有助於理解癥結，但不見得是解決的切入點。
此外，反壟斷傳統上是法規的救濟手段，而不是第一線的手段。期待反壟斷彌補長期結構問題，有點像找消防員來設計瓦斯爐 — 應該先訂定瓦斯爐的標準，萬一失火時才呼叫消防員。
最後，反壟斷適合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但不適合解決社會問題。如分析師 Benedict Evans 舉例，我們會要求賓士提供安全帶、符合環保排放標準，但不會要求賓士解決市區塞車或違規停車的問題。
隨著科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科技業也會跟隨能源、工業、金融業等的腳步，被政府重點管理。現在欠的是細節的討論，如同金融業針對存款、貸款、保險等不同狀況，提出專門的規範。透過反壟斷的手段管制是一種逃避困難。
這一次的確會更複雜，因為科技巨頭都是全球級的，因此管轄權也重疊。過去每一國只需管好自己的電視、報紙；未來若各國堅持不同的標準，臉書就必須面對 100 種互斥的規範。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全球尺度上權衡國家的利益。臉書在聽證會前大打「中國牌」，說自己是「美國隊」，要對抗中國隊，就是愛國主義的訴求。這會讓美國國會更傷腦筋 — 如何避免四大天王在國內壟斷，傷害中小企業，同時又壟斷全世界？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因此適合由國會決定。國會代表（美國）人民，可以做各種取捨。此次聽證會的正面意義是人民、政府與科技業者將更加認清互相指責已經無濟於事，必須積極的討論如何創造未來。
矽谷 OpenAI 推出的 GPT-3 是一個文字產生器，能寫文章、寫程式，打開了人們對人工智慧的想像。而生活中無數的「小場景」也需要另一種人工智慧，例如智慧門鎖。劉峻誠所創立的耐能科技便是在離線、平價、低耗能、可重組的人工智慧領域的佼佼者。
英國決議移除華為 5G 設備，美國研擬封鎖 TikTok，為何中國企業始終難以甩開中國政府的陰影？中國自習近平掌權以來，快速統整意識形態，讓西方幡然發現原來過去 30 年是貌合神離，實際上雙方想法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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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種題材
限制激發創意。因此中國影劇業應該是最有創意的。中國微博上流傳了中國廣電總局發佈的「20 類題材審查及規避」，令人大開眼界。例如以下幾條：
- 穿越故事要符合科學解釋及正能量
- 愛情劇禁太甜蜜
- 現實題材禁拍社會黑暗面，要拍正常人美好生活
- 同性戀題材點到即止，要轉為友情
- 重拍經典劇要表現正能量
什麼樣的內容符合「美好生活」與「正能量」？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TikTok。
TikTok 的標語就是「度過愉快的一天」。許多人表示滑 TikTok 讓人感覺溫暖、歡樂，不像臉書總是充滿憤怒，也不像 Instagram 強調自我耽溺。
我解釋過這有幾個理由。在形式上，影音天生比較「直白」（比較「熱」），訊息更單純，不像文字容易藏有多重寓意。技術上，TikTok 與其母公司「字節跳動」擅長只根據用戶行為來推薦內容，不考慮社群關係，因此降低了用戶累積社交資本的動機。用戶在 TikTok 上追求的是單純的娛樂，而不是他人的認可。
更遠期的原因是 TikTok 誕生於中國。中國的媒體限制 — 以前述 20 條指引為例 — 逼迫其發展出更「純」的娛樂平台。美國人的娛樂是講政治，中國人的娛樂不可以是政治。
然而孕育 TikTok 的中國背景也成為其重擔。美國的網路平台承載政治言論，無法進入中國；溫暖的 TikTok 卻席捲中國以外。這引來歐美的警惕。中國「國 / 民一體」的制度，讓所有中國企業都無法甩開「受中國政府控制」的嫌疑。演算法難以監督，因此美國無法確定 TikTok 上的資料是不是「直送」中國政府，也無法確定 TikTok 是否會試圖影響輿論，例如推播為特定總統候選人助選的影片。
TikTok 聲嘶力竭地強調自己「不會接受」任何中國政府的命令，但沒有人相信。也不重要。美國對華為的指控也是莫須有；因為國家安全的目標不是罪證確鑿，而是防範於未然。
因此繼華為之後，看來 TikTok 將成為美方的下一個打擊目標。美國國務卿 Mike Pompeo 說「正嚴肅地考慮在美國封鎖 TikTok」。支持封鎖 TikTok 的聲音在矽谷圈也越來越大。不過相較於華為，美國禁止 TikTok 的理由是更薄弱的。TikTok 並沒有為伊朗洗錢，或是資助伊朗的電信建設（大家都忘了這才是美國打擊華為的明面理由）。
不過美國卻多了一個意外的奧援 — 印度。印度因為與中國的邊境衝突，率先宣布封鎖包含 TikTok 在內的數十個中國 app，為美國立下示範。
印度參戰
印度參一腳令人意外，但其實不應該令人意外。印度同樣有豐沛的人力資源，也急需「脫貧」，自然眼紅中國的製造業。
因此印度近年喊出「Make in India」，與「中國製造」是注定的競爭者。印度希望從中美對抗中獲得最大利益。對印度來說，接軌美國市場，建立製造業可以帶來財富與就業。透過矽谷的協助，則可以打造與中國微信、阿里巴巴匹敵的通訊平台、電商平台，降低對中國科技業的依賴。雙方的邊境衝突看似擦槍走火，實則是區域大國崛起必經的摩擦。
對矽谷來說，進入中國市場無望，印度是所剩無幾的成長機會。印度有 7 億人上網，商機巨大。更驚人的是還有 7 億人尚未連網，是有潛力的大型單一市場。
更棒的是印度講英文，基本上是民主政體。雙方語言相通，金流與資訊流就更容易相通。
美國與印度一拍即合，感情在中美貿易戰後迅速升溫。在科技業格外明顯。印度電信集團 Jio Platforms 接連獲得臉書、英特爾與高通的巨額投資。Google 宣布將在印度投資 100 億美金。蘋果則推動富士康在印度投資 10 億美金，擴大 iPhone 的組裝廠。而在矽谷這方，上述公司幾乎都有 CEO 或高階主管來自印度。雙方溝通密切。
今天美中對峙已經很接近過去美蘇的冷戰。以美國為首，隱然形成了對中國的包圍網。核心是五眼聯盟（Five Eye），即美、英、加、澳、紐。外圍是四邊安全對話機制（QUAD），包含美、澳、日、印。歐盟搖擺中。
現在弄到這麼大陣仗，應該連川普都很意外。川普是商人，一開始只是想要平衡貿易逆差，賺一點選票。甚至在貿易戰初期，川普還一直樂觀的以為「很快就談完了」。他忽略了中國深層的意識形態。
中國的改朝換代恐懼
冷戰是中國發起的。過去 20 年來，中國豎起境內的網路長城，逼迫外資轉移技術、交出合資企業的控制權，出口大量貨物，卻沒有對應的開放資本與服務，是冷戰的遠因。習近平上台後更加大控制國內言論環境，建立維吾爾族集中營，提早撕毀香港基本法「一國兩制」協議，粉碎了西方對中國「加入世界秩序」的期待。
但為何中國要如此極端？世界上的民粹領袖不少，如印度總理莫迪（Modi）也常被如此批評；但除了北韓之外，很少國家如中國般如此阻隔外部，以及徹底控制自家人民。
澳洲中國政策顧問，亦是中國「太子黨」長期觀察家 John Garnaut 去年在澳洲政府內部演講，指出中國式極權主義的根本，是對「改朝換代」的恐懼。他在演講的一開始簡介主要論點：
以下我將說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歷史基礎的幾個大觀點 . . . .：
– 共產主義在中國不是自然長出的。而是移植到一個既有的意識形態體系 — 傳統的中國朝代系統。
– 中國異乎尋常地尊敬書寫文字以及其訓示價值。
– . . . . 毛澤東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是一個完全的意識形態。政治不正確的說，就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
– 習近平正在振興此一意識形態，程度超過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任何時刻。
演講很長。非常的簡言之，中國（共產黨）最底層的意識形態 — 比共產主義更底層的 — 是「朝代史觀」。中國人永遠都在閱讀朝代故事。而毛澤東觀察到，所有朝代都會由盛轉衰，由充滿活力轉為腐敗、僵硬。被替代的王朝總是家破人亡，從歷史上消失。
為了避免共產黨踏上同一命運，毛澤東從共產主義引入了「鬥爭」的概念：唯有不斷的清洗、鬥爭，王朝才能常保活力，免於衰落。
同時也引入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也就是全社會奮鬥的終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原文中的 total 就是「完全」的意思 — 政府、人民、組織、媒體等全部必須為此目的服務。原本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是「烏托邦」。在當代中國則置換為愛國主義，終極目標是中國的強大。
「鬥爭」與「終極目標」互相依存。只要終極目標尚未達到 — 中國尚未強大 — 那就一定是有敵人從中作梗（當然不會是共產黨的問題）。因此要不斷的鬥爭。鬥爭對象是西方勢力、黨內腐敗分子（通常是政敵）、分裂人士等。
由此可以理解共產黨認為媒體、言論都應該為「終極目標」服務，也就是為共產黨服務。言論不是探索真相、表達感情的載體，而是打造戰士、打擊敵人的工具。例如習近平 2014 年於延安的文藝座談上，提出：
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
這呼應了毛澤東最知名的一首詞《雪》：
. . . .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換言之，政權不能光有武力，還必須利用文字。作者是工程師，必須遵循黨的工程藍圖。
我引用這些是要說明，中國對言論與整個社會的控制，不僅是出於貿易保護主義，更是其意識形態導致的唯一結果。極權主義國家的未來是寫定的，只有一個可能：中國的強大。全社會必須對準此一目標前進，自然不容許其他人、組織在境內挑戰其地位。所有「出海」的組織，如 TikTok，也必須遙遙服膺此一意識形態。
自鄧小平到胡錦濤，上述說法不完全適用；中國的言論環境相對開放，有許多思想上的激盪。這也讓西方相信中國會隨著富裕而慢慢開放社會，轉向民主與自由。因此中國得以加入 WTO，享受了 20 年的和平紅利。
然而一般判斷習近平承繼毛澤東的遺志，回到動員全社會、服膺單一意識形態、鼓勵鬥爭與壓制言論的路線。再加上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又成為全球疫情的眾矢之的，因此更加孤立，也與西方越行越遠。
台灣的選擇
若中美是意識形態之爭，就沒有和解的可能。中國永遠無法證明中國企業，如 TikTok，能「獨立自主」，因為那就必須同意接受某種外部的監督；這是極權主義無法接受的。而中國也會認定美國是干預中國達成終極目標的敵人。雙方頂多短期的妥協，但長期仍然會衝突。
對台灣來說，這明確的劃下了應對的底線。既然現在的中國政府不可能放棄吞併台灣 —「統一」是「中國強大」的代名詞 — 台灣就必須提防中國。
首先台灣必須順應現實。很多決策不是台灣能決定的。例如美國下令，台積電就得停止供貨給華為，以及到美國設廠。
但在內部，台灣應該效仿英國，後者宣布於 2027 年之前完全將華為從 5G 網絡中排除。台灣也應該攤開核心基礎設施，包含從電信、金融、通訊到媒體服務等，標出脆弱的環節，並設定將依賴中國的部分「排除體外」的時間表。
對外，台灣當然也應該順勢加大對印度的投資，分散仰賴中國的風險。
然而同時，台灣也必須擔憂對美國的過份依賴 — 把資料都交給美國的企業，會比交給中國的企業好嗎？台灣必須建立某種機制，確保交出資料的同時仍保有自主性。TikTok 只是挑戰美國網路霸權的第一槍。未來會有更多新興的網路平台不是來自矽谷。因此台灣不能仰賴美國的善意與雙方此刻的利益一致。
根本上，美國與中國的差異是意識形態。美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尊重個人，認為未來是開放的，是由眾人個別的決定激盪出的結果。因此美國保障言論自由，而且理論上所有人，包括台灣在內，都有一絲絲說服美國輿論支持的機會。而中國則必須追求唯一的未來 — 中國的強大 — 因此沒有從外動搖或改變的機會。除非台灣自願，否則中國也必須強迫台灣服膺於同一意識形態。這是為何中國急於粉碎香港自治的念頭，也是為何中國廣電總局規定影劇作品只能傳達「正常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