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島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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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是島讀第一個完整的一年。回顧今年的重要新聞，我發現有三個主題重複出現：主權、隱私、資料。因此今天我整理這三個問題，並提出從台灣角度的看法。

一、主權與網路平台之爭

第一個重複出現的主題，也是最迫切的問題，是跨國網路平台與國家主權的拉扯。相關新聞隨處可見。例如昨天的信用卡盜刷事件，根據 INSIDE 報導：

北市一名陳姓男子去年發現自己的中國信託信用卡，被人綁定在 LINE Pay 共盜刷 1 萬多元，陳姓男子接到帳單後就向警方報案，檢警追查後找到綁定該張信用卡門號為一名梁姓男子，檢方在調查期間，向 LINE 公司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卻被拒絕，LINE 公司指稱帳號由日本總公司管理，無法提供申請 LINE 帳號的姓名，因此導致北檢日前以罪證不足不起訴梁男。

LINE 不願提供資料，使得台灣罪犯逍遙法外。這正是國家主權撞上跨國網路平台，無法伸張公權力。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被質詢到此事，清楚地指出關鍵在於無法掌握資料：

顧立雄表示，這個會列為扣分，任何個資放在國外，都會有這個問題，所謂的雲端資料相關存取的權限，對資料的一個控制性，然後萬一雲端的服務中止的時候，要怎麼取回，或是要確保能夠刪除再儲存等等，一旦跨境做資料傳輸，以後多少會有這個問題，所以當然要例入審查項目。且若證明 LINE 對於境外資料都拒絕提供的話，將會列為純網銀審查時的扣分項目。

其他例子如 Airbnb 與愛奇藝不在台灣落地，Facebook 與 Google 不開廣告費用的發票等。許多人抨擊台灣 Uber 被開許多罰單；但收罰單已經勝過許多不願意落地（因此收不到罰單）的公司了。

漏稅、抓不到犯人還是小事，未來有更嚴重的風險。美國自川普當選以來，不斷檢討 Facebook 是否受到外國勢力操縱，導致影響選舉結果。台灣 2020 年總統大選，肯定將面對敵對勢力的干預，我們有防範措施嗎？（姑且不論部分已被中國操控的傳統媒體）若不幸真的改變大選結果，台灣能迫使馬克佐伯格來立法院聽證，澄清 Facebook 的行為？

小市場最大的缺點其實不是用戶少，而是難以限制跨國公司。不論 Facebook 與 Google 再大，在美國總是得擔心美國政府的督促，並受到反壟斷法的限制。只要持續有競爭，產業鏈就能維持獨立。

相反的，台灣身為歐美與、中國以外的「第三市場」（借用「第三世界」概念），缺乏與跨國網路平台談判的籌碼。我們只是跨國平台眼中的「市場」，卻不是需要面對的「公民」或「股東」。我們享受了服務的好處，卻難以申訴外部性（externality）帶來的傷害。

例如 Facebook 旗下的 WhatsApp 屢被指為緬甸軍方用來迫害羅興亞人的工具。但 Facebook 直到美國國內反彈聲浪高漲之後才試圖補救。台灣不一定比緬甸更重要。

今日台灣的網路產業鏈只有底層的電信業掌握在本地企業手中。往上的資料庫中心、裝置、作業系統與軟體，幾乎盡數掌握於跨國企業手中。即便有些服務落地 — 例如台灣的 Google 資料庫中心、蘋果直營店與 LINE 分公司 — 但碰到事情仍然得看海外總部的意思。警察必須拜託 LINE 日本總公司，中選會在 2020 年得拜託 Facebook 指認假帳號。

台灣該怎麼辦？

學習中國「鎖國」大概不是選項。台灣是貿易國家，缺乏資源，注定必須不斷連結國際平台或組織。而台灣的民主政體也注定人們不可能集體同意限制自己的選擇。偶爾保護關鍵產業，防範敵對勢力是合理的控制；但大致上台灣很難自外於國際體系。

剩下的選項是「嵌入」國際體系，認清現實。台灣政府素來有「大政府主義」傾向，認為政府高高在上，企業該俯首遵從。然而這種心態對跨國網路平台無效。

更實際的做法是視跨國網路平台為虛擬世界的統治者，而政府為實體世界的統治者。雙方都影響人民的行為，需要以對等的姿態合作。

從此一角度，其實政府有許多可創新之處。最近跨國網路平台受到各國政府輪番打擊，亟需一個能夠對口溝通的新型態政府。小市場政府應該比大市場政府更靈活，更能創新才對。隨著企業邁向「虛實整合」（Online to Offline, O2O），能夠與網路平台溝通，提供更好虛實整合環境的國家也更有競爭力。

比如說人民的身分證字號、電話、地址等資料不斷外洩，使企業與人民都暴露於風險之中。也顯示這類工具的過時。若政府可以發展出網路原生、更安全的身份辨識方法，對網路平台也將非常有價值。

二、隱私與安全之爭

另一個重複出現的主題是隱私權的削弱。網路原本的理想是開放、自由，人人都可以使用；但過去 10 年卻逐步收緊。中國、俄羅斯、巴西、菲律賓都加重對網路的管制力道。歐盟要求資料庫中心必須留在國內，澳洲要求平台為政府開「後門」，窺探用戶訊息。美國的菱鏡（PRISM）情報計劃核心便是竊聽網路通訊。

原本網路是逃離現實的後花園，現在卻成為政府與企業監控的工具。

不論在何處，監控的名義都是「安全」（security）。這其實有一點道理。我寫過網路是放大器，能放大個人的影響力，也能放大傷害。當一個青少年在地下室不僅能製作 YouTube 影片，還能列印槍枝、慫恿極端份子、製作炸彈，那麼社會集體就有必要「侵犯」他的隱私權，知道他在地下室做什麼。

然而監視也隱含著控制自由的權力。今年的主旋律是該如何賦予政府監視的權利，卻不要犧牲自己的自由？

台灣的狀況格外詭異。我們無法制衡跨國網路平台；就算資料被賣了、失去隱私權也不知道。但另一方面跨國網路平台的存在，形成一種額外的保障，阻隔了台灣政府的監控。例如太陽花運動多虧 Facebook 的「不關心」，才能不斷壯大。如果政府是要追究異議分子的金流往來，我們就會感謝 LINE 日本總公司不願意交出資料了。

那麼台灣該怎麼應對？

目前世界的趨勢是「透明化」，迫使政府與跨國網路平台一步步公開取用資料的情況。昨天提到美國通過政府資料開放法，規定政府必須開放資料。未來企業的演算法與資料也會一定程度的開放。

另一個趨勢是賦予人民更多掌握資料的權利。例如歐盟的資料保護法（GDPR）提高用戶對個資的控制權。許多城市也要求 Uber 與 Lyft 定期報告數據。我寫過新的美墨加貿易協定已經加入了資料協議，未來 5 年有機會看到多國的資料協議。

三、資料的壟斷

最後一個貫穿全年度的議題是壟斷。不論是蘋果、Google、Facebook 或亞馬遜都已經形成壟斷。它們的壟斷甚至造成了消費性創業的窒息。不過壟斷不是問題，各國政府都已經有經驗了；問題是出現一種新的型態：資料的壟斷。

資料有網路效應。因此科技巨頭的最大優勢，是能從每一筆新資料中賺到最高價值。例如每多一筆用戶資料，Google 就能從中賺到最有價值的關鍵字廣告，Facebook 賺到最有價值的瀏覽廣告，而亞馬遜能賺到最大的銷售利潤。久而久之，它們就能甩開競爭者，進而累積更多資料。

接著它們會「贏家全拿」，甚至切入其他領域。例如 LINE 擁有用戶的好友名單，因此一但成立網路銀行，可以很快地增加用戶。傳統銀行只擁有自己用戶的部分資料。長期下來，LINE 可以切入外匯、保險、投資、支付等業務，但傳統銀行難以撼動 LINE 的位置。

台灣的企業如何突破？

很難突破 — 不然就不叫壟斷了。一方面要等待強權國家制衡跨國網路平台。例如前面兩點提到的開放資料、資料協議，或是禁止併購造成資料的壟斷。

另一方面要從巨頭無暇顧及的領域切入，再深耕「重」的地面營運，站穩腳跟。如 MIT Technology Review 所提，在特定的垂直領域，資料還有待開發。而且只要有高品質的少量資料，就能做出有競爭力的服務。以台灣新創 FunNow 為例，就是先切入旅遊業平台沒有注意到的「即時預訂」服務，並且深耕中小型的服務業者。未來不論是與外國平台競爭或是被併購，都有很好的籌碼。

島讀的提案

以上是我觀察到的 2018 三大主題：

1. 國家主權與跨國網路平台的拉扯
2. 隱私與安全的拉扯
3. 資料壟斷的限制

我的提議也是三項：

1. 認清現實，調整政府為能接口「虛擬主權」的組織
2. 致力於資料與演算法的透明化
3. 切入垂直領域，累積資料能力，深耕地面

這不會是完美的建議。但是是我觀察各國現階段策略的總結。歡迎大家的補充或指正。

島讀是我不斷修正想法的工具。我會在島讀繼續分析台灣的挑戰，並提出適合台灣的策略。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完全解決，但永遠能持續逼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