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了維持社會運轉所「必要」的人沒有得到良好照顧，從事「非必要」工作的人則深陷加班與缺乏自我實現的漩渦之中。企業、家庭到個人都缺乏韌性，在衝擊下搖搖欲墜。
最新會員限定文章
- 2021-05-26 週三 Google I/O 2021 — 工作軟體 Workspace｜人工智慧模型 MUM 與 LaMDA｜Google Shopping
- 2021-05-25 週二 簡訊實聯制大獲成功｜開放設計｜校正回歸與規模化
- 2021-05-19 週三 東南亞獨角獸 Gojek 與 Tokopedia 合併｜華納媒體與 Discovery 合併
閱讀時間 10 分鐘
必要人士
此次疫情中，在所有禁止移動的城市，如紐約、舊金山或倫敦，都有一批人例外。他們可以照常工作，甚至必須照常工作。他們是從事「必要業務」（essential business）的人。例如舊金山定義以下為必要業務：
- 醫療院所
- 超市、雜貨店、菜市場
- 農田、畜牧、養殖與捕魚業等
- 報紙、電視、廣播
- 加油站
- 水電行
- 消毒、除蟲人員
- 郵差與遞送服務
- 洗衣店
- 餐廳（限外賣）
- 學校（須遵守社交距離）
- 飛機、計程車、叫車平台、電動滑板與單車分享平台等（僅供上述必要業務使用）
- 居家照護者
而剩下的人所從事的，自然就是「非必要」工作（non-essential business）。大部分人（包括我）赫然發現，原來自己的工作是非必要的！
同時你可能也注意到，上述工作都是一般人覺得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將來從事的工作。醫師跟機長是少數例外。為什麼我們大部分人都從事「非必要」的工作，「必要」的工作卻報酬很低？
槓桿決定報酬
因為市場認定這些工作的價格很低。我在「富裕與付不起」中把工作分類為兩種：提供商品與提供服務。提供服務者就是上述的「必要」工作者。他們真正提供讓人更健康、安全、舒適的服務。但他們的工作沒有「槓桿」（leverage），每一段時間只能服務一些人。因此他們的報酬也有限。
另一批人是提供商品者。而商品就有槓桿 — 商品可以不斷複製，服務更多的人。因此他們獲得更大的回報。還有許多人的工作更抽象，他們服務的是市場本身。他們的存在是為了讓市場更有效率，例如律師、金融人員，甚至是一般管理人員。這些人也有槓桿；他們可以從市場效率的提升獲得更高報酬。
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 David Graeber 稱那些沒有直接為人們提供價值的工作為「假工作」（bullshit job）。他指出一個弔詭的狀況：經濟學家凱因斯在 1930 年就預測隨著生產力持續提升，20 世紀末的美國與英國人，將可以一週只工作 15 小時。但為何我們今天還是整天加班？
答案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偏差。Graeber 指出市場經濟的確促進科技發展、生產力上升，讓數十億人脫貧。今天全球的生產力足以讓所有人都有基本的健康與享受。然而「市場至上」主義導致人們只追求市場能反映的東西：價格。例如企業不斷追求利潤，將提供「必要」工作的人貶抑為只是可替換的零件成本。企業鼓勵消費主義（consumerism），不斷刺激人們買新的東西。於是人們必須加班賺錢，或是為了賺錢而做無法帶來滿足感的「假工作」。
此次疫情凸顯了市場的另一種偏差，就是為了追求效率而犧牲韌性（resiliency）。韌性是指面對衝擊的準備。例如許多人批評現在急待政府紓困的企業，如航空公司、電影院業者，為何不在賺錢時多存點錢，未雨綢繆？口罩公司為何不多存一點口罩？銀行多留一點存款（不要放貸）？
但是市場不允許。競爭導致企業必須追求投資報酬率，不斷降低成本，提高營收。就算賺錢了，首要之務也不是存錢，而是發股息、買回自家股票（share buyback），或是再投資。這些作法會降低股本，提高每股利潤。此外，企業盛行舉債募資，因為債也不會稀釋股權。就算企業原本想存錢，也會被競爭者逼的擴大支出。
股息流回股東身上，也就是一般家庭，仍然會被捲入市場的漩渦中。家庭也不斷努力提高「效率」，追求更好的消費。家庭也不存錢，而是投資在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學區，購買更多享受，甚至背負許多房貸。就算某個家庭想存錢，其他人的消費也會墊高所有人的成本。
落在個人層面，則是加班，不斷尋找更高的薪水，然後買上述的產品與服務。一切是為了在更短的時間，得到更多享受。
市場用價格驅動供需，但價格很難反映提供服務的人的社會價值，也不鼓勵囤積韌性。企業沒有現金，卻有貸款，遇到疫情衝擊就得裁員。家庭沒有儲蓄，只有房貸，失去收入時就瀕臨破產。個人沒有累積健康、個人滿足感，以及與他人的情感連結，在失去工作時就頓失生活重心。
這場疫情突然停止市場的運轉。經濟中缺乏韌性的部位一一現身，逐漸停擺。同時，人們發現沒有市場的指揮，不知自己為何而戰。許多人只想趕快恢復「正常」狀態。
休眠與復甦
人類大病之後要恢復，當然很艱難。通常病好之後，人生觀也會變得不太一樣。經濟也是如此。
有些人認為現在是「戰時狀態」，需要「戰時動員」。這不太對。戰爭時的經濟措施是政府開出大量需求，全力提高生產力，促進大量經濟活動，才能製造大量的物資與武器。以人體比喻，這像是打一針腎上腺素，讓人出拳能虎虎生風。
但對付疫情則相反。此時需要的是降低經濟活動、減少社會動員，也不要增加生產 — 生產了也沒人買。這比較像是把病人放入冷凍修眠狀態。
當然也不能休眠到停止呼吸 — 還是必須維繫基本系統運轉。血液還是必須在流。因此政府發動了兩波紓困措施（第一波 600 億、第二波 1,500 億以及 7,000 億貸款），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
- 抗疫：整備醫院、徵用醫療物資、補償居家檢疫、購買檢驗試劑等
- 延後成本：低利貸款、緩繳貸款、延後收稅、緩繳電信費等
- 替代需求：內需型企業的補貼、薪資補貼、技術研發補助、弱勢家庭生活補助等
簡言之，除了抗疫之外，政府希望減低企業與家庭的成本，或是至少延後支付成本的時間。同時政府也代付一部分企業損失的收入，以及個人損失的薪水。
在理想狀態下，以上是短期措施。希望幾個月之後一切能恢復正常。但長期來看，顯示了當市場失靈時，需要政府挺身而出，救濟市場的不足。因為政府與市場是根據不同的邏輯運作。
政府與市場的邏輯
市場平常運作順暢。「看不見的手」讓供過於求的東西減少生產，供不應求的東西增加生產。越有效率、能要到更高價格的企業或個人是市場的贏家。
然而如上述，在市場無法反映的部分，例如人性的尊嚴，或是整個系統的韌性，就需要政府來救濟不足。因為政府不是市場邏輯，追求的不是效率，工具也不是價格。政府的職責是提供人民的福祉與健康。因此當口罩、酒精缺貨時，由政府接手市場，直接生產，不計價格。接下來政府還要組檢驗試劑國家隊。未來隨著紓困措施實施，政府會參與到更多經濟層面。
這一次各國抗疫的成效，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政府接手市場的速度。如美國、英國等高度尊崇市場經濟，排斥政府干預的國家，政府接手的速度就慢的多。美國政府主要還是透過市場推動防疫，由政府給企業錢，或是呼籲企業挺身而出。但這跟亞洲「家長型」政府相比，就顯得緩不濟急。（雖然美國市場的能量一旦發動，會非常可觀）
事實上政府原本就提供水、電、瓦斯、基礎教育，以及在台灣的健保。此次疫情只是再次說明政府干預的價值。未來政府也會提供寬頻網路、電腦，甚至是就業與「國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國民基本收入的邏輯是：政府發錢給人民，是因為政府的職責是讓人民健康地生活。不是因為人民創造了某種「價值」，具有某種「價格」。這跟美國獨尊市場，「不工作就等著餓死」的價值觀非常不同。
未來政府與市場會持續分工，同時合作。兩者的分工呈光譜分佈。一邊的極端是美國：盡量由市場決定一切，政府服務市場的主角（企業）。另一邊的極端是中國：政府操控一切，市場填補政府不在乎的領域。
關鍵在於兩者如何搭配，適時地調整位置。而科技會決定調適的速度與精準度。
更有韌性的未來
今日世界遠比 1918 年更能調適。麻省理工學院與兩位聯準會董事最近共同提出研究報告，指出在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期間，美國尚沒有聯邦層級的防疫組織。各地城市只能「自求多福」，自己想辦法面對。有些城市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有些城市則為了保護經濟，只有寬鬆的管制。研究指出，嚴格干預的地區不但致死率較低，疫情後的經濟恢復得也更快。
今天疫情散播得比 1918 年更快，但我們應對的手段也更多。至少台灣證明了政府可以快速有效的接手市場，調度資源。科技將會更強化社會的反應。
例如，科技可以追蹤人類的移動，也可以監視人的身體狀況。物資的流動可能會登錄區塊鏈，不會有「口罩跑去哪」的疑惑。金融系統可以讓紓困的資金更快、更精細地分佈，例如直接匯到人民的帳戶，或是限定只能用於特定花費類別。學生上課的進度、家庭觀賞娛樂節目的時間也都更容易管理。醫院、民間組織等也更容易發起、協作、回應政府以及求援。
當然以上有隱私與政府擴權的疑慮 — 科技永遠都是雙面刃。如何遏止政府過份干預市場，以及保有人民的自由，超出本文討論範圍。但至少從防範、抗疫與復甦經濟的角度，20 年後的行政院長碰到類似的疫情，會比今天的行政院長更輕鬆。
康復之後，我們也不該忘記疫情凸顯的問題：市場的偏差貶低了人的價值；讓企業趨於脆弱，讓個人趨於貧脊。復原的人不該急著回到讓他生病的生活方式，而是想想真正必要的是什麼。
全球首屈一指的加速器 Y Combinator 在全球經濟烏雲籠罩的時刻，發表了 2020 冬季的畢業團隊。這一批新創面臨最艱難的環境，但存活者將成為未來社會的新一代支柱。
疫情來襲，家中應該囤積什麼物資？ 檢視身邊的 6 大必備物資，會發現全都仰賴更複雜的基礎體系的支援。這些基礎體系就像是供應給心臟的血管，維持每一個人的生存。此次疫情凸顯了這一套血管系統的兩大弱點：人與集中性。
閱讀時間 9 分鐘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最近應該許多人都在想同一個問題：「還要買什麼東西？」好不容易買到口罩、酒精、衛生紙，接下來還缺哪些物資？萬一大難來臨，怎麼準備才周全？
這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現在看不清狀況會如何發展。是要擔憂暫時的缺貨，還是整個社會癱瘓？市面上有許多「末日情境」（doomsday）類指南，解釋如何準備避難包或是囤積物資。但這類書通常沒有討論為何社會發生失能，以及脆弱的環節在哪裡。
而軟體工程師 Vinay Gupta 提出了「六種死亡方法」（six ways to die）架構，用來檢視社會的穩定性，我覺得是比較系統性的思維。Gupta 是一個關注系統韌性（resilliency）軟體工程師。他設計難民營帳篷、協助國家制定能源與災難防治政策，也創辦區塊鏈公司。
他指出人死亡的六大原因分別是受傷、過熱、寒冷、飢餓、口渴與生病。為了不要死，人們建立了不同的供應鏈來解決這些需求。可以用下圖示範：
圖：Mattereum（pdf）（島讀翻譯）
上圖劃分成 6 大死因。從個人為核心出發，由內至外分成多個同心圓，分別代表個人、家庭、城市、國家等社會層次。
由圖可以看出，個人所需要的物資，都需要更大層級的設施支援。比如說人為了免於寒冷需要暖氣機。而暖氣機需要電力。電力來自發電廠。發電廠則可能仰賴進口的煤炭。每一條供應鏈就像是一條血管，輸送物資的核心的個人。
如果只看個人層次，可以拆解出必要的物資包括：
- 讓你不會餓的東西：蛋白質、澱粉、青菜等
- 讓你不會渴的東西：水
- 讓你不會冷的東西：衣服、電力、瓦斯等
- 讓你不會熱的東西：冷氣（電力）— 不過台灣大概不會熱死
- 讓你不會生病的東西：藥品、肥皂、口罩、酒精
- 讓你不會受傷的東西：防身用具（槍？）、緊急救護包、手電筒等
在已開發國家中，一般家庭需要的種種產品與服務，都可以溯源到更大層級的基礎設施，一直到國際市場。例如台灣的石油、棉花、農產品、金屬、肉品等，許多都仰賴進口。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囤積物資只有短期的用處。更關鍵的是支援物資的「動脈」必須健全。若動脈損傷，那麼囤積的物資總有一天會耗盡。
組織與基礎建設
要讓動脈持續運轉，需要有組織營運。而組織除了需要人，還需要四樣東西（同樣根據 Gupta 的模型（pdf））：
- 通訊（communication）
- 場地（space）
- 運輸（transportation）
- 共享資源（resource）
比如說醫院除了需要醫生，還需要醫生之間能互相聯絡，有病房，調動醫生的運輸工具，以及可以取得的酒精、針筒、防護衣等。如果醫院的網路壞掉，醫院就無法運作，病人就看不到病了。
平常組織運轉良好，源源不絕的將物資送到我們身邊。這一套體系可稱之為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好的基礎設施像是隱形了一般，讓人忘了它的存在。我們只知道開水龍頭有水，開手機有網路，進醫院有醫生；卻不會意識到背後複雜的運作。
然而此次武漢肺炎卻暴露了現代基礎設施的兩大弱點：人與集中化。
人是脆弱環節
在現代高效的基礎設施中，最脆弱的環節是人。但病毒攻擊的就是人。
不論是 Uber、富士康或是鬍鬚張滷肉飯，都需要人銜接軟體與硬體，才能提供服務。是人開車、裝配手機，以及做菜。
但過去人被歸類至成本部門，是一種「不得不」存在的「零件」。組織努力讓人變得可替代，也盡量壓低人的成本。他們的工作條件差，也缺乏保障。
直到病毒到來，凸顯了人是最脆弱（fragile）的環節，因此也就成為最具有保護價值的環節。這裡的脆弱不是指個性軟弱，而是指一旦故障會拖累整個系統。
當疫情來襲，人們躲到家中，就仰賴網購遞送來取得生活必需品。亞馬遜在三月有一個衛生紙品牌的訂單暴漲 944%！遞送員的需求暴漲，同時遞送員的風險也暴漲。遞送員是高風險的潛在病毒載體，因為只有他穿梭於不同社區之間，如蜜蜂從一個花叢飛向另一個。
遞送員的需求增加，風險也增加，使得過去的報酬顯得太低。同樣的，醫師與護理師的需求與風險都提高，但報酬尚未對應的上漲。遲早這些人無法只靠責任感堅持下去。他們會離開，或是降低工作標準。例如遞送員來不及洗手、司機忘了消毒，或是超市的打包員沒有戴口罩。
過去被忽視的人，現在成為維持社會運轉的關鍵，抗疫的第一線士兵。但我們卻壓低他們的薪水。我預測接下來人員的報酬會大幅提高，其工作標準也會隨之提高。例如亞馬遜宣布招募 10 萬名倉儲與遞送員，同時調高時薪。他們會有更高的地位，獲得真正的尊重。
集中的脆弱
同時，亞馬遜也宣布因為訂單暴增，人力不足，因此將暫停遞送非必要商品，優先遞送家用與醫療物資。這凸顯了基礎設施的另一個問題：集中化（centralization）。
我們熟悉的基礎設施如水、電、瓦斯、網路，以及遞送，都趨於集中化。那是因為基礎建設的前期成本高（建電廠、蓋電塔），但基本交易單位低（一度電 3 元）。因此由一家建設比較能快一點回收成本。
集中化的優點是效率高，可以一個流程緊接著一個流程，發揮最大產能。但代價是脆弱。當亞馬遜無法負荷，也沒有替代平台接手，就沒有人能買到東西。全球的口罩原本都仰賴中國 — 因為集中在中國製造的效率較高 — 但當中國停止出口，台灣就缺貨了。
未來更多人會投資創造反脆弱（anti-fragility）。反脆弱是由對沖基金投資人 Nassim Nicholas Taleb 在同名的書中所提出。他指出脆弱的相反不是堅硬（robust），而是反脆弱。脆弱的東西害怕衝擊（disruption）。堅硬的東西不在乎衝擊。而反脆弱則是歡迎衝擊。
他舉例，許多郵件包裹上面會貼「脆弱，小心輕放」的貼紙。裡面可能裝的是玻璃杯，很怕劇烈搖晃。這是脆弱。
如果裡面裝顆保齡球，大概就不在乎搖晃。這是堅硬。
而反脆弱的東西則是會在包裹上貼「請多多搖晃」— 反脆弱歡迎衝擊，因為衝擊能讓它更好。
還是很難想像嗎？其實病毒就是一種反脆弱的物種。病毒本身沒有特別要去的目的地，或是什麼人生目標。它的行為取決於受到什麼刺激。越多刺激，它反而越能反應，越能調整行為。因此刺激幫助它作出決定。
「市場」也是反脆弱的。一個市場若沒有新資訊，就會死亡 — 失去市場存在的必要。每一個新資訊都會讓市場反應，使得市場更健全。
回到反脆弱的基礎設施，它大致會是去中心化、互相獨立、即時反應的。例如一個電網串接許多小型發電廠，每一個發電廠都只針對電網的即時供需做反應，而沒有長期的統一命令。任何一個電廠故障都不會造成重大傷害。
反脆弱的缺點是效率差，整體成本高。因為有許多重複行為。就像台灣自產口罩，成本肯定比在中國製造高，但卻提高了台灣的反脆弱性。
台灣的反脆弱
台灣此次防疫至今進退有序，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台灣社會也相對的「反脆弱」。一個反脆弱的組織就像病毒一樣，要能即時回應刺激、多方面同時調整；因此必然是由下往上（bottom up）的決策鏈，包含許多平行的小反饋圈（feedback loop），做出許多小的決定。最終再匯集成大的調整。
而台灣社會就有無數的小反饋圈。有無數的 LINE 群組與臉書社團，以及遍佈各鄉鎮的醫療院所。因此病人與醫生之間有不斷的回饋，社區與社區之間有循環的回饋，人民與政府之間也保持著相當迅速的回饋。當收到任何新資訊，整個社會冒出許多的小反應、小決策，再回頭影響政府的政策。
相較之下，某些國家採取由上而下的指揮方式，就顯得笨重而遲鈍。昨天分析的英國「群體免疫」政策更可說是「由上而下」制定政策的糟糕案例。
接下來我想台灣仍然會一波波的搶貨，一波波的缺物資。但只要基礎設施穩固，組織運轉順利，最終物資都能補上。我們最需要保護的其實是維持社區間的聯繫，以及社會與政府的緊密配合。越多自發性的合作，越多守望相助，台灣會越強韌。
閱讀時間 10 分鐘
早安！
昨天主要討論疫情的經濟衝擊，今天比較兩地的防疫政策。
再一次強調，我很清楚自己不是防疫專家，不完全適合直接討論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但目前我還沒看到台灣較穩定的分析討論；因此我就毛遂自薦，盡量為大家釐清資訊。也歡迎大家（在會員社群）推薦更專業的電子報或社群，我很樂意在島讀幫忙推薦。
另外，由於這一篇與疫情直接相關，我決定設為公開閱讀。也歡迎各位轉寄分享。雖然稍微減損會員的獨家權益，但我相信大家能夠體諒。也再次感謝會員付費支持。是你們讓我能貢獻一己之力。
進入正題。
舊金山人就地避難
包含舊金山市的 6 個行政區宣布實施「就地避難」（shelter in place）。簡單的說就是大家都待在家。由於指令涵蓋矽谷，也進一步預告科技業將逐步邁入停擺。根據官方指令：
. . . . 舊金山的脆弱族群 — 60 歲以上或已生病者 — 必須待在家。其他人除非有必要理由，例如取得食物、照顧親戚或朋友、獲取必要的醫療照護，或是其工作內容是提供基本服務，否則也必須待在家。你可以出門，但不可以是一群人，且必須與其他人維持至少 6 呎（182 公分）的距離。本命令有效至 4 月 7 日。
這一份指令延續了義大利、捷克等地的封城措施，規範相當詳盡，甚至可以說是人性化。它不是完全的封城，而是要斷開社群間的連結。人民仍有相當的自由：
. . . . 你可以出去散步，或是去大自然 — 只要跟其他人至少相隔 6 呎。你可以待在自己的後花園，去超市買食物，帶寵物去看獸醫，去藥局或是看醫生 . . . 你可以幫助他人取得必要的東西。如果你是醫療業或必要的政府人員，你應該要去上班 . . . 除非你生病了。其他人若是沒有出門取得基本服務的必要，就應該待在家。
這是一種「巷戰」措施，與台灣目前「防守邊境」的階段不同。台灣由於沒有明顯的社區傳染，因此防疫重心擺在「攔截」外來帶原者，從而維持境內安全。
但美國邊境已經失守。舊金山地區更加危及，這 6 個行政區已知有病毒正在蔓延。甚至有幾個行政區已經觀察到醫院負荷正逐步增高。因此為了拯救醫療系統，舊金山「斬斷」社區交流 3 個星期，希望將疫情「扼殺」於小社區之中，而不要全境擴散。
舊金山的措施在美國已經是最嚴格的。其他地方，如紐約市，仍然只限制暫停餐廳內用。但還可以外帶，也不限制人們外出。
台灣人看，大概會覺得美國的反應太慢了。不過台灣也經歷過類似階段。在疫情之初，台灣人爭搶衛生紙、口罩與酒精時，其實發動了自發性的就地隔離，使得路上與餐廳為之一空。台灣是一個較集體的密集社會，人民可以很快地集體採取行動。但美國人講求自由，而且社會較鬆散，因此必須等到有明確的法令才會出現集體行動。
從中國的斷然封城、台灣的自發隔離，到歐洲、美國發布的明文指令，可以看到防疫知識逐步累積，政策也更加精細。舊金山的指令中包含 Q&A，連很細微的狀況都考慮到了。例如一般企業也可以有限度地活動：
20.3 如果我的公司不屬於必要服務呢？我是不是得關門？
答：你和你的員工可以進行「最低基本營運」（Minimum Basic Operations），前提是員工之間盡力維持至少 6 呎距離。包括：
1. 維持公司存貨、安全或相關功能的最低活動
2. 促使員工能在家中遠距工作的最低活動
換言之，管轄區內的商家不能營業，但還是可以清點存貨、打掃巡邏，或是安裝視訊軟體，讓其他員工可以遠距工作。
雖然詳盡，但這仍然是暫時性的措施。只能遏止擴散，無法消滅病毒。而且舊金山之於美國，相當於義大利之於歐洲，都是無法完全關閉「邊境」的。因此當命令在 4 月 7 日到期（可延期），病毒仍有機會再次侵入。這份指令比較像是舊金山政府手中的一桶冷水：在疫情將爆發的時刻澆下去，暫時冷卻蔓延速度。但只要柴火不熄，就得一直把水桶拿在手中，準備再一次實施。
未來這種臨時措施可能會成為常態。城市會「時鬆時緊」：在疫情冷卻時放鬆管制，讓大家互相聯絡。當疫情上升時再度收緊管制「澆冷水」。我會比擬為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空襲警報。人們平時可以唱歌跳舞；當警報響起，大家都要放下手邊的東西，躲進地下室。
英國的群體免疫策略
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戰遭受嚴重空襲，以堅忍不拔聞名的英國，此次卻採用了迥異的抗疫政策：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
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上週五舉辦記者會，說明英國防疫政策。其中提到的大部分措施與舊金山以及主流作法差不多，包括要求人們盡量在家上班、不要出入公共場合等。但言詞卻透露了完全不同的防疫思維 — Johnson 明顯地排斥以政策手段規範人民行為，而只是「勸誡」人們採行安全的作法。並且「馬照跑、舞照跳」，也幾乎沒有規範公共集會。
同時他在記者會的開頭提到「更多家庭將有親人夭折」，暗示接受疫情將在英國擴大的結果。隨後，首相的防疫顧問團隊的說明更引發渲然大波。以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倫斯（Patrick Vallance）的說法最具有代表性。根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
英國政府健康問題顧問等人提出的所謂「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防疫政策，是打算採取放任民眾染病、繼而普遍取得免疫的防疫政策。也就是讓全國約 6 成民眾染病，痊癒後普遍獲得群體免疫力。這些專家的目標是利用夏天這幾個月讓疫情慢慢傳播，從而避免在下次冬季來臨前再次出現新冠病毒的 2.0 版。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倫斯（Patrick Vallance）9 日說：「你辦不到且不應去做的，就是想徹底壓制疫情。若只想全力壓制，後果就是年底疫情捲土重來，屆時正是國家醫療保健服務（NHS）最吃緊的冬季，然後就會以麻煩不斷告終。」瓦倫斯表示，要想達成群體免疫，英國需要約 60% 甚至 70% 的民眾染病且痊癒後獲得免疫力。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防疫邏輯。簡言之，該團隊認為現行的封城、自我隔離方式無法長久 — 人們一直待在家會覺得無聊。而長期封城會帶來經濟蕭條，導致更多失業與遊民出現，整個社會無法承擔。當封城「破功」，病毒在冬天捲土重來，反而會碰上醫療資源最吃緊的時刻，造成更多病患無法得到醫療。結果是更多病患得不到救治、經濟蕭條、遊民更多死亡，以及更多人失業（長期也會提高死亡率）。
因此該團隊提出的作法是分隔人群。讓老年人在家自我隔離；而年輕人「該做什麼做什麼」，就會「自然得病」。由於年輕人較少重症，帶來的醫療壓力較小。最終目標是全國 60% 以上的人擁有抗體，達成「群體免疫」，就能連帶保護老年人。老年人之間不會有大幅度的傳染，也不會集中重症或住院。
當然，政府也不可能放任所有年輕人同時染病。醫院仍然會吃不消。因此政府還是要「宏觀調控」感染以及住院者的數量。但怎麼宏觀調控？該團隊沒有明講。但外界推測是透過關閉學校。目前認為幼童的症狀最輕，是適當的「可控帶原者」。當政府看到醫院過載，就會關閉學校，減少傳染；反之則開放學校。透過鬆緊調放，控制住院的人數。讓醫院穩定的接收病患。
會員請我分析此一策略。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我實在沒有資格判斷對錯。不過我可以看出此一策略是建立一套疫情模型之上，而模型又是建立在許多前提之上，例如以下：
事實前提
- 無法徹底壓制疫情
- 感染者會得到長期抗體（至少到冬季）
- 病毒不會變異（至少同一抗體仍有效）
- 有抗體者的傳染力較弱
- 疫情捲土重來時是冬季，且到時候仍來不及擴充醫院
此外，此一模型還建立在許多政治假設之上。政治假設是一種價值判斷，也就是認定某個結果「利大於弊」。以下是其中一些假設：
政治假設
- 封城的經濟損害大於「放任」疫情造成死亡的經濟損害
- 失業、遊民增加的壞處大過於老人死亡率增加的壞處
- 年輕人早一點獲得抗體的好處大過於早一點染病的風險
許多人批判英國的政策太殘酷、不近人情。我倒是覺得其帶來許多值得思考的新面向，例如考量了人民的惰性、封城的經濟衝擊，以及病毒捲土重來的情境。這值得其他國家借鏡。在台灣，我自己也看到許多人警覺性越來越低。這一方面是因為台灣抗疫相當成功，另一方則是因為我們也有點累了。人類畢竟是群聚動物。因此英國對於隔離的悲觀也有道理。
然而，醫療專家對英國的最重要抨擊有三項。第一項是缺乏證據。WHO 專家 Anthony Costello 便質疑，為何不先觀察中國的情形再做決定？說不定封城有效，就不用採用這麼冒險的方式。以及，說不定種種防疫措施，能有效降低感染率、重症率？說不定人類比我們想像的更堅忍不拔，能夠忍受更長期的隔離？
第二項是破壞其他國家的努力。誰還敢讓英國人入境啊？
第三項質疑是倫理問題。難道政府不應該先全力壓制病情，同時全力衝刺開發疫苗？等到真的開發不出疫苗，才採用風險較高的「自然抗體」法？
相較於其他地方採取步步為營、走一步算一步的策略；我個人覺得英國的方針太「聰明」了。設想太多前提，大大提高了犯嚴重錯誤的風險，也限縮了應變的可能性。這有點像創業家推出超前時代的完整產品，說「我確定 10 年後的世界是這樣那樣」。結果發展趨勢稍微走偏，產品就沒用了。
話說回來，英國的思考邏輯仍然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英國政府面對強烈反彈，剛剛宣布大幅度調整防疫政策，往更嚴格的隔離政策靠近。
其實所有政策都會有假設跟判斷。重點是有沒有檢驗假設，以及跟大眾說明判斷標準。如果政府有做到，那就會獲得專家的支持，以及人民的信任。台灣人民不能放鬆抗疫，台灣政府也不能忘記爭取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