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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2020-05-14 週四

2020 / 公開文章 / 年份 / 形式 / 文章 / 評析

恭喜你,你不用進辦公室了

閱讀時間 11 分鐘

如果你可以自由選擇上班地點 — 逃離單調的辦公大樓、一成不變的商業午餐,甚至不用通勤 — 你願意犧牲多少薪水?1,000 元?5,000 元?10,000 元?

Twitter 的員工可以準備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創辦人 Jack Dorsey 宣布員工可以永遠在家工作(TechCrunch):

由於我們一直強調去中心化,以及支持分散的、能在任何地方工作的人力部署,因此我們能特別快地應對(疫情)並允許團隊在家工作。過去數週證明了這樣可以運作。所以如果我們的員工的身份與狀況能在家工作,而且他們希望永遠如此,那我們會讓此實現。若不是,當我們覺得安全時,我們會採取額外的措施,讓辦公室成為員工溫暖且友好的去處。

Twitter 的人資長說得更有魄力:

是否要重啟辦公室是我們的決定。要不要回來,以及何時回來是員工的決定。

疫情迫使 Twitter 採用激進的手段。台灣現在身處疫情的「狀況外」,不太明白其他區域變化之劇烈。例如美國許多地區已經封城數週,仍看不到疫情減緩,可是許多企業已經等不下去了。蘋果與 Tesla 宣布將逐步復工,而臉書、Google 與 Twitter 對於回到「正常狀態」已不抱期待,就必須考慮新的工作方式。

既然員工現在都被關在家,於是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再次成為熱門題目。

全遠距企業

全公司都遠距工作並不是新鮮事。許多小團隊一直都是這樣工作。但大公司就很少。最知名的是開源出版軟體 WordPress 背後的 Automattic。Automattic 從創立之初就完全採用遠距工作,員工超過 1,000 人。根據公司自介:

. . . . 我們是一個分散式(distributed)公司,在全球 75 個國家有 1,184 名員工,說 93 種語言。. . . .

比較小的遠距企業還有《工作大解放》(Rework)一書所描寫的 Basecamp。其有 50 名員工,分布在 37 個城市。

然而,據我所知,Twitter 是第一家改為全遠距的科技巨頭。其員工近 5 千人,月活躍用戶超過 3.3 億,在矽谷的影響力可與臉書、Snap 等社群媒體平起平坐。因此 Twitter 的宣告一出,正式敲響矽谷擁抱遠距工作的鐘聲。未來將有更多科技業員工要求遠距工作。

為何遠距工作

我在島讀多次談到遠距工作是一個大趨勢,疫情只是加速而已。今天知識工作者的真正辦公室,其實就是電腦本身。大部分知識工作者的最終產出不是存在電腦中,就是透過電腦交付給其他人。

如果公司賣的是實體產品,例如蘋果,那麼還會有一段電腦「以外」的工作。例如 iPhone 的設計團隊總是得觸摸原型,調整工具等。這類企業不可能完全遠距。

但「純」軟體公司如 Twitter、Automattic 以及 Basecamp,其產品本身也是資訊 — 程式碼。換言之,Twitter 的整個生產流程,從員工產出到公司產品,全部發生在電腦之中。那電腦可以移動,員工又何必留在辦公室呢?

有人會問:「辦公室還有其他的功能啊!人們還是需要開會、閒聊、激盪想像力吧。」

的確,這是另一種電腦「以外」的工作。但由於電腦內的工作成果可以量化,因此自然成為優化的標準、工作的核心。電腦以外的工作則轉為輔助電腦內的工作。而不論如何,電腦以外的工作比重都逐漸降低。大部分企業的大部分員工的大部分時間都埋首於電腦之中。

再隨著 Slack、Zoom 等協作工具的成熟,企業自然開始質疑:我花那麼多錢維護辦公室,員工花那麼多錢通勤,值得嗎?還是讓員工自由,反而更有效益?

遠距工作開啟選項

Twitter 因為疫情,只提到允許員工永遠在家工作。但當疫情退去,在家工作就會轉為遠距工作(remote)。員工將可以選擇在家中、星巴克、誠品或是海灘上班。

在海灘工作的效率大概不好。不過重點是員工與企業多了選擇。而選擇是一種價值,可以拿來討價還價,也可以為雙方創造更多談判的空間。

比如說,Twitter 將可以招募在矽谷以外的遠距員工。而台北的開發者也有機會應徵 Twitter。需要晚上上班的人可以應徵美國工作(時差)。喜歡一週密集工作三天的人也不用擔心在辦公室被白眼。有些人喜歡身兼二職;只要兩家公司都同意,也沒有不行。遠距不只是不去辦公室,更是由拿回時間的主動權。

這不是說所有工作都適合遠距,或是所有人都應該遠距;而是說遠距將成為主流的選項。率先利用的組織將佔有優勢。例如 Automattic CEO 就常提到遠距讓他們更容易招募人才,流動率低。

遠距工作的問題

許多人還是合理的懷疑:「少了閒聊,怎麼迸發創意?沒有面對面的溝通,公司怎麼會有人情味?還有我在家裡有小孩,工作根本無法專心啊。」

的確,面對面溝通是不可取代的。Zoom 也不行。如果你開過視訊會議,就知道它總是讓人精疲力盡。這是因為人類不只用語言溝通,還用表情與許多微小的動作傳遞訊息,例如肢體動作、眼神交會等。我們能使用越多訊號(在資訊領域叫做高頻寬(high bandwidth)溝通),雙方就越輕鬆。

但視訊會議剝奪了非語言的訊息,聊起來就是比較累。同理,看影片比讀文字輕鬆,是因為我在現場可以從說話者的語氣中理解他現在是「支持」、「反對」或「懷疑」。但閱讀文字我只能從字面意思推敲,更困難。

所以視訊會議其實不人性。我們的意志必須不斷告訴自己「對面是一個人類」,但身體的直覺反應是「你幹嘛對一塊玻璃講話」。視訊會議不是聊天,更像是演戲;謝幕時就精疲力盡。

因此越「非理性」的工作,越難遠距。如激盪創意、表達同理心、情境模擬、加油打氣等。這些需要豐富的資訊才能捕捉意在言外的感覺。例如顧客無聊的表情、同事隱藏的不悅,以及上司問部下:「你最近不常講話,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然後注意到對方眼眶一紅。

遠距工作適合理性、可切割,能外部化(externalization)的工作。例如寫程式碼、專案管理等。遠距工作者則必須擅於協作,能定義工作範圍、描述工作成果,說明接續的工作事項等。另外,遠距工作者講話必須直接坦白。不能有什麼「你知道的」或是潛規則。因為模糊會提高協作成本,並且快速放大;那還不如大家回辦公室上班。

家庭與公司的分際

許多人也擔心家庭與公司失去分際。這一點我深有所感。大部分人沒辦法在家中劃出一間獨立的辦公室。那要如何防範工作滲入家庭生活。

長期來看,大部分人最後還是會出門上班;只是不是去公司總部,而是去附近的共享空間。這時應該改名為「專心空間」,因為其主要目的是協助人們專心工作。另外也會出現更多新工具協助員工在家專心。企業會補貼費用,就像現在的企業提供交通車或是通勤補貼一樣。

但短期來說,人們必須重新學習管理時間。沒有「上班」與「下班」作為公司與家庭的天然邊界,人們必須要自己劃定範圍。這有點像暑假準備學測的學生,必須克制自己不開電視一樣。

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新。許多人上班時會忍不住做一些私事,或是開始跟朋友 LINE 閒聊;或是在家吃晚飯,認不住收公司訊息(我承認)。家庭與工作的邊際模糊其實也是從電腦(手機)開始,而不是家中開始。因此這種管理能力本來就是必備的。

至於家裡的小孩會打擾工作嘛 . . . 應該是疫情期間的特殊狀況。長期人們還是會去「專心空間」。將來也會有新的服務(學校),提供更彈性的上課時間,以服務更多的遠距工作者。照顧小孩是千古難題,遠距上班者少了「去辦公室」的規定,只是更直接地面對小孩的需求。

未來的家庭將是「複合性空間」。乘載更多功能,但也有更多自由度。家庭成員同樣必須彼此溝通,協調需求,攜手合作。有些人覺得這是壞事,有些人會發現是好事。

機會與挑戰

以上談的都是第一階段(first order)的直接影響。更有趣的問題是第二階段(second order)的影響:當遠距成為主流,會發生什麼新變化?

對企業來說,縮小辦公室顯然可以減少租金與設備成本,甚至可以移出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更重要的是能聘雇全球人才。只要能連上網的人,都有機會成為 Twitter 員工。美國的白領工作可能加速外包(outsource)。先移至中小型城市,再轉至印度與(同時區的)南美洲。

而台灣人才可以應徵 Twitter,對台灣的企業就不是好消息。大企業的薪水將拉高中小城市的薪資水平,進一步拉高物價。當然企業也不會照搬矽谷的薪水給遠距員工。最終還是會根據當地的物價調整 — 世界上沒有什麼「標準」薪水。報酬由稀缺程度決定。

政府也會受影響。Twitter 聘僱台灣員工,跨過了美國的移民與簽證規定,也不用繳所得稅給台灣政府。台灣的 Twitter 員工無法享受勞保,但可以使用全民健保。這對其他美國企業與台灣的納稅人公平嗎?

台灣提供全民健保、安全的居住環境與低廉的物價,可望吸引更多遠距員工搬入。這對台灣人才發展有利。但遠距員工的「老闆」都不在台灣,不用繳稅;台灣如何維持優良環境呢?

在企業內部,將有許多新的經營方式。例如 Automattic 提供小團隊每季一次的實體聚會(offsite),每一年則是全公司的實體聚會。用旅遊搭配開會的方式凝聚團隊,交流感情。這也會衍伸出新興的服務。

此外,企業的權力將進一步下放 — 數千人的遠距協作很難由上而下指揮。我預測中間管理層將不減反增,因為需要更多人協調跨群組的溝通。同時,人資(HR)的重要性也將不減反增。除了遠距招募、遠距教育訓練之外,人資還要促進協作效率,教導員工如何維持工作與家庭的分際。

最終我最期待出現更好的視訊工具,可以達到高解析度、猶如親臨現場(telepresence)的感受。人們會像滑手機一樣沒事就開視訊會議,閒聊哈拉。以前中午我會對同事大喊:「誰要吃飯?要吃什麼?」未來我可能是打開「高解析 Zoom」說:「義大利的朋友!你看看我買的 pizza 上面有薑母鴨!」

Ep. 96

2020-05-11 週一

音頻

[Podcast] 好好的說再見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總有一天員工必須跟企業說再見,或是企業必須要求員工離開。特別是當疫情襲來,裁員更是無可避免的手段。如果分別的雙方能好好的說再見,有一天再碰面時雙方都可能已經變得更好。

Ep. 95

2020-04-30 週四

2020 / 公開文章 / 文章 / 音頻

[中文翻譯] [Podcast] 如何在疫情期間分配口罩 — 專訪台灣數位政委唐鳳

台灣剛剛慶祝連續 17 天無本地傳染的新冠狀病毒肺炎,以及連續 4 天沒有任何新病例。台灣確診病例停在 429 人,其中大部分都已復原並解除隔離。在台灣的生活大致恢復正常。餐廳忙碌、學校開門、旅館在連假時客滿。當然,人們還是持續在公眾場合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並且避開大型活動,但主要是出於習慣而不是恐懼。

台灣的成果來自許多小的、快速的決定的累積。其中一個是及早使用口罩。台灣在 SARS 學到了寶貴的教訓,就是口罩不可或缺。今年一月,當武漢傳出「SARS」的新聞之後,台灣人驚慌地囤積口罩。再加上台灣口罩最大的進口國 — 中國 — 不但停止出罩,甚至在全世界開始採購口罩,使得台灣很快出現口罩短缺。

這是台灣政府面對本次疫情的第一個大挑戰。它從兩頭解決此一問題:將口罩生產收歸國有,以及按量配給口罩。第二項任務由台灣數位政委唐鳳領軍,並與中央健保署以及許多公民開發者合作,推出了 eMask 口罩分配平台。

為了向其他國家分享台灣的經驗,我邀請唐鳳參加訪談,並以英文進行。可於下方收聽。英文逐字稿在此。本文是稍微編輯過的中文翻譯。


周欽華:[00:01] 嗨,我是科技島讀的周欽華。通常我們的 podcast 是中文。但今天我很榮幸邀請政委唐鳳來到我們節目。

為了分享台灣的經驗,特別是我們如何克服口罩的短缺,我決定這一則 podcast 用英文錄製。希望能幫助海外有興趣的人。以下對話用英文進行。我會提供英文逐字稿與中文翻譯。

首先謝謝政委蒞臨。先請問什麼是數位政委?你實際的職責為何?在此次疫情中的角色又為何?

唐鳳:首先我很高興能分享我們對抗新冠狀病毒的經驗。如你所知,台灣是此次疫情下,世界上少數學校開門、企業正常運作的國家。

數位政委是內閣的一員,與行政院長與副院長合作,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取得數位服務、數位轉型以及數位成長。至於我的工作範圍 . . . 是我自己寫的。我簡短地唸一下:

當我們看見物件連網,讓我們將智慧聯網; 當我們看見虛擬實境,讓我們將實境共享; 當我們看見機器學習,讓我們能協同學習; 當我們看到用戶體驗,讓我們能體驗人際;當我們聽到「奇點」即將來臨,請讓我們謹記:「眾點」就在這裡。

這是我的工作。

周欽華:[1:49] 非常反傳統的工作範圍。我聽說你曾自稱為「詩治家」(poetician)而不是政治家(politician)?

唐鳳:我還是詩治家。也是駭客行為主義者(hacktivist)。

周欽華:[2:08] 台灣人蠻熟悉妳的背景。但為了此次的聽眾,可否簡短說明妳怎麼走到今天的位置?

唐鳳:沒問題。在我 33 歲時,立法院外有一場抗議,被稱之為太陽花運動。

在太陽花運動前一晚,我支援示威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該協議沒有經過討論就立法通過。因此一群學生進入國會,並佔領了國會 22 天。

但示威不只是抗議,更變成一個示範(demo),展示了 50 萬個走向街頭的人與網路上更多的人如何達成協議。他們提出的 4 個訴求全部被立法院長接受。那是一個成功的佔領運動。

我在佔領運動的角色是透過數位科技協助超過 20 個非政府組織的溝通,讓所有人能實際的討論服貿的衝擊。當國會議員罷工,人民就接手議員的位置 — 連實體座位都接手 — 並且一起討論。

在那之後,我被邀請做江宜樺院長的顧問。江宜樺內閣在年底輸掉了地方選舉,很快的換成毛治國內閣。毛內閣強調開放資料、集體智慧、開放政府。這個政策一直延續至今。

周欽華: [3:37] 我想等一下談到短缺時會討論開放資料。你是在 2016 年被邀請入閣?

唐鳳: 我在 2014 年底起就是蔡玉玲政委的顧問。所以我與兩任內閣合作過。

我想所有人都同意開放資料與開放政府的概念。不論你問國會的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或是台灣民眾黨員,他們都會說支持開放政府。這是少數他們都同意的事。(笑)

周欽華: [4:21] 快轉到現在的疫情。在一月底或二月初時,人們開始恐慌的買口罩,造成口罩短缺。你何時得知消息? 你被分派到什麼工作?

唐鳳:其實是從去年開始,不是今年。去年中國的「吹哨者」李文亮醫師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說在武漢有 7 個 SARS 病例。後來他被審訊,還被地方警察懲罰。

同一篇內容被人貼到 PTT,可說是台灣的 Reddit。但這位叫 nomorepipe 的網友沒有被審訊或懲罰,而是成功的把訊息向上傳遞。台灣的疾管局有人注意到這一篇貼文。

在 24 小時之內,我們就聽到所有來自武漢的飛機都需要經過登機檢查。因此政府是從去年開始應對,不像許多國家是從今年開始。我們非常感激李文亮醫師的吹哨。

我的職責除了發展對抗新冠狀病毒的社會創新之外,還有確保口罩的分配是公平的。

如你一開始所說,當便利商店開始賣口罩時,有限制每人買的數量。但沒有辦法確認同一個人是不是去多家便利商店。當人們知道便利商店在凌晨兩點,其實是三點補貨,他們就騎機車買走所有的口罩。因為便利商店無法確認是同一個人買了多次。

因此我與公民社會合作,當時有人開發了一個呈現便利商店存貨的地圖。這是一個由台南的吳展瑋所開發的群眾外包計畫。他營運這個平台,讓所有人可以自願上傳便利商店的存貨到地圖上。

當然問題是這仰賴人們主動回報。但回報與口罩賣完之間有時間差。還是有人到便利商店發現已經沒貨了。

因此我們換成透過藥局來發放,並確保藥局都連上同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是由中央健保署營運。當你帶著健保卡到藥局,我們使用吳展瑋開發的地圖,並請他以及他在 g0v 社群的夥伴一起利用這些公開資料。只是現在資料不是自願上傳,而是由健保署提供。

我們每 3 分鐘更新資料。現在平台上已有超過 130 個 app,包括地圖、語音助理、LINE 聊天機器人等。每個人都可以看到附近的藥局是否有面罩。

周欽華:[7:37] 我想當時是兩頭並進。一個是你說的互動地圖顯示口罩如何分配。另一頭是政府把口罩生產收歸國有。

唐鳳:健保署確保口罩分配公平。郵局也非常重要,他們將口罩由生產地遞送,並確保藥局能及時拿到貨。我們也很早就擴大口罩的生產線。

周欽華:[8:13] 了解。聽眾可能不知道台灣有很多藥局,以及非常多的便利商店,他們就像是遞送的 . . . .

唐鳳:對。我們是一個有 2,300 萬人的島嶼。人很多。但從台北到高雄搭高鐵只要一個半鐘頭。所以人口很密集。我們有超過 12,000 個便利商店參與口罩的分配,以及 6,000 到 7,000 所藥局。

周欽華: [8:42] 聽起來一開始是透過群眾外包來建構口罩分配地圖。但最後我們還是必須轉為實名制的系統,因為需要按量分配口罩。

唐鳳:對。但地圖還是有用,甚至是更有用。除了口罩之外,還有人在上面做了綜觀的地圖,可以判斷哪裡過度供給,哪裡供不應求。甚至還有人在上面做了像是交易所的東西,可以根據歷史資料預測需求。(笑)

這些都不是政府採購的。而是來自公民駭客,或者說是為了公眾利益寫程式的開發者。

周欽華: [9:31] 這些資料哪裡來的?應該不是馬上就有的。像吳展瑋如何取得資料?以及,政府是否繼續開放更多資料,例如來自健保的資料?

唐鳳:一開始我們仰賴自願的貢獻。但隨著平台上線,我看到 g0v 的 slack 群組有許多討論,他們是上千位每天利用閒暇時間為公眾利益貢獻的人。

上線後第二天,我記得是週一,行政院有一個會議。我把吳展瑋的地圖秀給蘇貞昌院長看。他兩秒鐘就懂了。他說:「喔,這就像 Google 地圖。如果看到一條路變成紅色,表示塞車或是缺貨。然後它會建議你去比較遠的藥局。雖然花的時間較遠,但是是綠色的,意思是還有許多存貨。」很棒的比喻對吧?

他馬上理解,然後說我們換到藥局來做實名制發放,還是利用這個地圖。因此我馬上跑去 g0v 群組,告訴吳展瑋與江明宗。江明宗也在做一個地圖。因此一開始我們就有兩個地圖可以互為備援。

周欽華: [11:03] Slack 群組很有趣。所以人們在群組內,透過你向政府提案?

唐鳳: 沒錯。

周欽華: [11:13] 我了解你在政府的工作是推廣開放資料與開放政府。內閣與院長對此的反應如何?你如何推廣?

唐鳳:我想最好的創新總是來自公眾部門。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我們當然得馬上回應人民的需求。這不新鮮。新的是我們能用如 slack 群組,或是在剛剛推出的 cohack.tw 以及 join.gov.tw 上做政策討論,讓我們能規模化的傾聽。

開放民主社會當然必須聽人民的聲音。但如果是一次接一通電話或是一個 LINE 的方式,太耗時了。需要許多工作人員從所有打到 1922 的電話中篩出創新。

除此之外,我剛提到的數位平台讓人們可以看到彼此的點子,透過按讚或是反對來參與。這是真正的開放創新,就像 Reddit 一樣,確保獲得最多讚的創新是值得人們花時間關心的。我們可以專注於共通的需求,而不是聽 1 對 1 的電話。

周欽華: [12:40] 提案怎麼通過?提案者怎麼透過平台取得資金?

唐鳳: 在 Cohack 駭客松以及總統盃駭客松,你只需要寫約 300 字的提案。我們會成立一個資料合作群(data collaborative),也就是如果你來自企業,我們會幫你在政府與公民領域找夥伴。公務人員也可以提案,那我們就會幫他們找到企業與公民領域的夥伴。

但最終所有提案都必須結合三個部門:必須被學術或社會部門認定是有公益性。必須被商業部門確認有經濟模式,足以存續。以及必須被政府部門認定是合法的,是推動一個可存續的目標。我們的工作是建立這些跨領域的團隊,能夠靠群眾外包、群眾募資或是公部門資金營運。

公部門資金的例子是每年總統盃駭客松,5 個勝利團隊能夠獲得總統的獎盃。獎盃是一個微投影機。打開後會投影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所以這是一個自敘性(self-describing)的獎盃。(笑)

它代表的是你在過去三個月所做的,總統將以自己的力量在未來 12 個月使之成真。因此贏得獎盃的報酬不是獎金,而是政治力量的承諾。

周欽華: [14:18] 很有趣。回到現在,台灣的口罩幾乎已經供過於求了。我們每天生產 1,500 萬片口罩。

唐鳳: 最新數字是 1,600 萬片。

周欽華: [14:36] 1,600 萬!所以是辦得到的。我非常佩服生產力的擴張。分配方法也很驚人。我們現在要從藥局延伸到便利商店分配?

唐鳳: 嗯哼。

周欽華: [14:50] 口罩的下一步是什麼?我們會回到市場經濟,不必再配給了嗎?近期計畫是?

唐鳳:首先,便利商店的系統才剛開始。過去人們必須下載 app 或是到網站才能預購口罩到便利商店。但前幾天人們只要去便利商店,插入健保卡,就像在藥局一樣,就能馬上預購下週的口罩。

這非常成功。我們稱之為 eMask 3.0,在上線後的預購數就超過其他通路,包括藥局、app 跟網站。

原因是人們覺得便利商店很便利。他們 24 小時營業,而且店員都很熱心。就算是老人家或是不會說中文的人,都可以到便利商店請友善的店員幫他們完成 30 秒的預購作業。

我想接下來的目標是提高口罩的種類。目前你只能選成人或兒童的口罩。但還有青少年尺寸、幼童尺寸,例如 4 歲以下用的口罩。兒童口罩有 4 個規格。因此下一步是讓預購的選擇更細緻。而這要預購才辦得到。

周欽華: [16:30] 我完全理解。我有兩個小朋友,很難找到合適的口罩。

唐鳳:沒錯。

周欽華: [16:40] 許多人擔憂隱私的問題。這個分配系統很棒,我們都很感激。但同時我們也擔心健保卡太強大了,而且隨時跟著我們。你對於我們的取捨有何看法?

唐鳳:不用取捨。

我們確保你當走進便利商店,插入健保卡時,螢幕不會顯示你的名字。你當然要輸入電話。但身分證字號只會顯示前面幾個數字,以及最後一位數。因此就算有人站在你身後,隱私疑慮都很小。我們花很多力氣降低隱私傷害。

而便利商店的機台也無法讀取健保與醫藥資料,因為它們不是診所。它只能連到健保的 app。健保的 app 在健保署的 VPN 內運行,只做一件事,就是確認這張健保卡是真的。它不做任何其他事。因此便利商店的機台無法存取任何醫療資訊或是藥品資訊。

口罩販賣機也一樣。我們很感謝台北市政府的智慧城市辦公室做的示範。因為他們的口罩販賣機也是透過同一個 VPN 連到健保署,並且採取同樣的隱私保護措施。這是他們做的。因此當我們連結到便利商店時,可以利用既有的 VPN 連線與 API。因此我很感謝台北智慧城市辦公室。

周欽華: [18:27] 從軟體的角度,維持這樣系統的安全性有多難?有沒有資安的風險?相較於其他國家 . . . 許多似乎癱瘓了,為何此一系統開發的那麼快?

唐鳳:首先,最強大的是 99.99% 的健保涵蓋率。因為這讓任何人只要有癥狀,就能戴上口罩,走進附近的診所,檢查與申請 PCR 檢測。但在沒有普及健保的國家,人們會擔心增加財務負擔。他們就不會去診所,提高其他人被感染的機率。

但在台灣,不只是新冠狀病毒,任何疾病都不會造成財務上的負荷。大家都知道健保體系內只需要付掛號費,差不多是 $5 美元。

周欽華: [19:47] 要擔心是浪費醫療資源。

唐鳳:(笑)但浪費的問題被新冠狀病毒解決了。因為人們都不去大醫院了。那邊人太多了。人們改去附近的藥局跟小診所。總之要保持社交距離。

我想說的是健保卡確保人們在感染新冠狀病毒時可以得到公平的照顧。而由於健保卡與健保的 VPN 網路普及,我們才能建立便利商店的店內預購系統。我們才能做口罩販賣機。沒有健保署的 VPN 系統就不可能。

周欽華: [20:30] 對。我們在台灣的人幾乎習以為常。我們到哪裡都帶著健保卡。就算有一點點癥狀也去看醫生。

唐鳳:以防萬一。

周欽華: [20:40] 對。然後我們在健保之上建了更多對人民有利的東西。現在幾乎是台灣之光了。

最後幾個問題是關於政府的開放資料策略。你覺得跨部門的合作的影響為何?我想會提升台灣的科技業?

唐鳳:當然。這 130 個 app 都是開發者的作品集了。

周欽華: [21:14] 就我理解,有一些 app 已經外銷?

唐鳳: 對。我提到的江明宗的 app 現在南韓在使用。東京市的資料面板有許多也是來自 g0v 的社群。

至少在東亞,這慢慢變成了大家都有的基礎設施。

周欽華: [21:34] 東亞似乎應對得特別好。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有一波一波的瘟疫。

唐鳳:以及我們不需要建立戴口罩的文化。

周欽華: [21:44] 我們有社會性免疫力。

唐鳳:對,就像打過疫苗一樣。

周欽華: [21:54] 謝謝唐鳳參與這次討論。特別是謹代表台灣人民,要謝謝政府這次的迅速反應。我想不是很多國家的人民現在想要感謝政府。但我覺得我們應該說。我看到許多政府人員辛勤的工作,希望他們很快就能休個假。

唐鳳:是啊。至少藥局能在週日休息了。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服務。

周欽華:的確非常感謝。希望我們能盡量延長現在的狀態。也希望我們在台灣的經驗能對其他國家有所幫助。如果他們需要協助,請與我們聯絡。

唐鳳: 對,請至 Taiwancanhelp.us 與我們聯絡。

周欽華:好的。非常謝謝妳。

唐鳳:謝謝。

Ep.94

2020-04-27 週一

音頻

[Podcast] 建設的時刻到了

矽谷領袖 Marc Andreessen 為文呼籲美國靠建設走出困境。他指出阻礙社會改善的是缺乏想像力與甩脫政治束縛的決心。然而也凸顯另一個問題:為何過去 30 年的投資與創新都集中在軟體?

#434

2020-04-23 週四

2020 / 公開文章 / 文章 / 評析

建設的時刻到了 — 逆轉實體世界落差

閱讀時間 11 分鐘

矽谷知名創投,亦是 Netscape 瀏覽器創辦人 Marc Andreessen 發表文章,名為「建設的時刻到了」(It’s time to build)。在世界悲戚混亂,充斥指責與抱怨的時刻,此文卻正面地號召人們用投入建設。發表後迅速引發巨大迴響。

其中,Andreessen 特別強調許多建設技術上完全可行,卻沒有實現。例如美國在疫情來襲時,要口罩沒口罩、要呼吸器沒呼吸器 — 21 世紀的美國居然沒有口罩!甚至連政府的紓困資金要交給人民,都得經過重重的官僚程序。人民收到時,可能已經過了數月。(我解釋過原因)

除了疫情凸顯的問題之外,Andreessen 更指出美國是長期缺乏創新,停止建設。例如大城市受鄰避主義(NIMBY,not in my backyard)掣肘,無法都市更新,導致空間不足、房價過高。美國大學學費高漲,一般人都得舉債上學。以及工廠外遷,讓產業空洞化等。為何舊金山不能變成摩天大樓城市?為何哈佛不能一年收一百萬個學生?

. . . . 超音速飛機在哪?數百萬台遞送無人機在哪?高速鐵路、高架單軌列車、超迴路列車(hyperloop)以及, 沒錯,飛行車在哪?

問題是缺錢嗎?這很難令人信服,我們有錢在中東發動永久的戰爭,還可以不斷地拯救既有的銀行、航空公司與汽車公司。聯邦政府剛剛在 2 週內通過 2 兆美金的新冠狀病毒肺炎紓困方案!

問題是資本主義嗎?我同意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Nicholas Stern 的說法,他說資本主義是我們照顧陌生人的方法 — 上述的領域都非常有利可圖,資本應該會大舉投資,對投資者與顧客都有好處。

問題是技術能力嗎?顯然不是吧,不然我們不會有摩天大樓、學校、醫院、汽車、火車、電腦與手機等。

問題是渴望。我們必須想要這些東西。問題是慣性(intertia)。我們必須想要建設這些東西,超過我們想要阻止這些東西出現。問題是監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我們必須讓新公司建設這些東西;就算既有企業不想建設,也要逼它們建設這些東西。問題是意志力。

Andreessen 指出錢跟技術都在,只是我們忘記了建設的價值,淪於互鬥、扯後腿以及從現有狀態榨取利潤。因此社會停滯不前。他呼籲(美國)回到根本,用建設與創新突破困境。

這是一份鼓舞人心的宣言。其預設未來是光明的:科技是當今問題的出路。我們必須掙脫自己的束縛,用建設來脫離困境。特別是對科技界來說,此文猶如吹起反攻號角,號召科技業起身改善世界。

然而,不少人批評 Andreessen 心口不一。因為他呼籲建設實體世界,自己卻只投入軟體。他此前最重要的文章 —「為何軟體吞噬世界」(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更被奉為矽谷的圭臬。他成立的創投 Andreessen Horowitz 也標榜只投資軟體公司。

「怎麼,你都在賺軟體錢,」批評者質疑:「現在抱怨實體世界缺乏建設?」

軟體的零邊際成本

為什麼過去 20 年科技業的投資都在軟體?趁此機會正好可以複習一下軟體與硬體產業的不同,以及軟體如何造就今天的矽谷。(今天我寫仔細一點,已經熟悉的人可以跳著看)

首先要理解軟體最大的特色是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趨近於零,因此有潛在的巨大利潤。邊際成本是多提供一份產品的成本。以下我以微軟的 Office 軟體與一張椅子來對照。

椅子有邊際成本。傢俱工廠每多製造一張椅子,就必須付出這張椅子的材料費與組裝的工錢。

傢俱工廠也有固定成本(fixed cost)。這是指生產前的前置成本,例如要先取得土地、建造工廠、開發模具等。因為要先付出固定成本才能生產,因此工廠一開始處於虧損。

但只要每張椅子的售價超過其邊際成本,那麼毛利就可以慢慢攤平固定成本。工廠賣越多椅子,賺越多錢,最終就能攤平所有固定成本。接下來賣椅子賺的都是「純利」(不嚴謹用詞)。

椅子越便宜,越有競爭力。因此在競爭市場中,最終價格會趨向於最低的邊際成本。換言之,邊際成本越低的企業,越有競爭力。若邊際成本真的很低,毛利很高,那攤平固定成本之後就像「印鈔票」一樣 — 鈔票的邊際成本也很低。

科技業第一個低邊際成本的產品是半導體。半導體採用矽為基質,也就是沙,複製成本非常低。這導致最終半導體成為資本密集產業:企業競相投入開發規模最大、最先進的製程,目的是製造邊際成本最低的半導體。一顆晶片定價數十美金,背後卻是數億到數十億美金的投資。

而半導體業也孕育了當代的創投(venture capital)。創投提供資金,讓半導體業支應前期的固定成本,從未來的晶片利潤慢慢回收。雖然前期投資高,但一旦產品勝出,未來的晶片就是「印鈔機」。

創投也看中半導體的規模經濟的特質。這有兩個面向。第一,在生產端,工廠產量越大,單位成本越低。更重要的是第二點。在需求端,當產品銷售越多,每一位顧客負擔的固定成本比例越低。換言之,企業會盡量銷售最大數量,壓低產品價格(反正邊際成本極低),同時掃光競爭者。邊際成本低預告市場是「贏者全拿」。

進入軟體時代,此一特質更是發揮到極致。複製軟體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邊際成本為零。因此許多軟體乾脆免費,改由廣告、付費升級、app 內購買等其他手段賺錢。

以 Office 軟體為例。最早微軟賣紙盒包裝的「套裝軟體」,邊際成本高,價格也較高。等到軟體可以從線上下載,微軟也轉為訂閱制,降低單價。顧客不但可以隨時取消訂閱,軟體還會不斷更新 — 產品 C/P 值持續提升。

軟體的零交易成本

軟體的另一個優勢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低。交易成本決定了市場的大小。如果我想把椅子賣到國外,但運費高於椅子本身的價格,那麼自然沒有人要買。同樣的,就算產品的邊際成本低,如果交易成本高,還是賣不了太多。

而在網路時代,軟體的交易成本也接近零。相較於過去我必須去燦坤買紙盒裝的 Office,現在只要線上下載就可以了。

更進一步的例子是 Google。Office 還必須安裝;Google 直接在瀏覽器中就能操作。因此 Google 的市場又更大,涵蓋中國以外的全世界人類。

邊際成本為零,代表潛在的利潤無窮。交易成本為零,代表全球都是市場。因此創投紛紛投入軟體,希望投到席捲世界的新創。勝利者不但會成為壟斷,更可不斷壓低價格、提高產品品質,永遠的抓住顧客。

這是一個新世界。再加上網路上幸運的沒有官僚,更讓人才與資金趨之若鶩。軟體是一種流動的工具,會自然地「包覆」(Andreessen 說「吞噬」)所有事物。因此投資項目也很快地從純軟體擴張至其他改以軟體為核心的產業,如叫車、住宿、影音串流、電動車等。

「聚合理論」改變價值鏈

軟體擴張,自然會衝擊既有產業。邊際成本為零加上交易成本為零,代表企業現在可以直接服務所有顧客。而顧客永遠都是稀缺資源。因此當軟體企業掌握顧客,瓶頸就由供給端轉為需求端,造成價值鏈的重整。

其他企業必須圍繞著軟體企業重新調整位置。分析師 Ben Thompson 為此提出了「聚合理論」(Aggregation Theory)。他發現現在最重要的軟體平台,如 Google、臉書、微軟、Netflix、亞馬遜等,都是透過聚合顧客來主導價值鏈,進一步逼使其他企業淪為供應商。

例如過去媒體業的瓶頸在遞送。掌握遞送的企業,如報紙、電視、廣播電台等,就擁有寡斷。價值鏈中的其他角色必須圍繞上述企業運轉,例如廣告商只能選擇四大報,觀眾只能選擇三大電視台。

同樣的,椅子工廠必須透過零售商,如 IKEA 或 B&Q 才能銷售給顧客。瓶頸在於零售商。因此椅子工廠必須付給零售商上架費,甚至依照零售商訂下的規格設計椅子。

然而,當 Google 可以直接服務用戶,甚至根據用戶的搜尋紀錄客製化內容,掌握稀缺資源的就是 Google 了。媒體必須圍繞著 Google 重新調整,例如根據 Google 的 AMP 規格設計網頁,以及上繳「上架費」。當媒體開始遵循 Google 的規定,Google 提供顧客的價值就越來越高,把顧客抓得也越來越牢。成為正向循環。

同樣的,亞馬遜掌握顧客,可以要求生產商配合。Netflix 掌握觀眾,可以指定影集的形式。微軟掌握企業客戶,就能規範其他工作軟體供應商的產品。

建設實體的時刻到了

相形之下,實體世界在過去 30 年得不到人才與資金的青睞,也就不足為奇了。有全球級的回報,誰要投資本地的建設?可以在虛擬世界自由的實驗,誰想面對實體世界的限制?可以透過網路「偷襲」現在的產業龍頭,誰想對抗實體世界的官僚與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呢?

然而軟體與實體世界的失衡不可能持續擴大。此次疫情迫使我們認清實體的停滯不前,以及軟體創新的侷限性。美國數學家 Eric Weinstein 提到:

. . . . 如果你走進一個房間,然後拿走裡面所有的螢幕,你會覺得還在 1970 年代。我們缺乏進步。

我相信 Andreessen 發表文章時,已經預見跟他 9 年前說「軟體吞噬世界」之間的矛盾。他的宣言間接承認了虛擬世界的擴張已接近飽和,無法自外於實體的限制。要邁出下一步,實體世界必須跟上。我也提過越來越多新創是由「輕」到「重」,落在實體世界中實現。Andreessen 彷彿在說:「虛擬世界的寶藏快沒了!大家快掉轉槍頭,一起去實體世界吧!」

我完全同意 Andreessen 的呼籲。但怎麼做?Andreessen 並沒有著墨於如何(how)解決問題。他是指出問題可以解決,以及為何(why)需要解決。這是重要的第一步。實際上要如何推翻慣性與監管俘虜,創造渴望與意志力,在每一個地方都不同。

不過我倒是可以指出,矽谷過去 30 年的狂飆包含至少三個因素:「無政府」的網路、開放試驗的矽谷文化,以及「賭全壘打」的創投資金。要徹底翻新實體世界,也會需要環境、社會文化與新型態資金的契合。

而此一契合點很可能不會在矽谷。若要建設摩天大樓城市、提供普及的菁英教育以及蓋高速鐵路,大概需要明確方向的指引、具有集體意識的社會,以及動用國家級的資金。更可能在亞洲。

Ep.93

2020-04-20 週一

音頻

[Podcast] 歡迎來到未來遊樂園

疫情衝擊迪士尼重要的實體遊樂園,人們躲在家,只能去虛擬遊樂園 — 多人線上遊戲。遊戲已逐漸成為開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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