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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大選，台灣就瞬間成為兩個世界。執政黨說一切美好，在野黨說一切糟糕。這一次也不例外。執政黨描述的是富裕世界：經濟成長率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股市創新高、基本薪資多次調漲、失業率低，以及外資回流台灣。在野黨描述的是另一個世界：薪資停滯、物價成長、百業蕭條、觀光區冷清，一般人越來越無法負擔長照、居住、醫療、教育等。
我個人也感受到這種矛盾。一方面我感受到富裕。股市上漲，以台積電為首的台灣企業表現亮眼，工業園區土地供不應求。台積電市值更準備挑戰 10 兆台幣。同時，產品功能越來越強，價格卻持續降低。電視越來越大，手機越來越快，影片與音樂選擇越來越多，衣服越來越便宜。今天我已經沒有什麼真正需要買的「東西」，因為我隨身就帶著相機、電腦、錄音機、播放器。資訊彈指即得，娛樂只需要付月費就有，出行與用餐也都有更多選擇。
另一方面我覺得匱乏。醫院大排長龍，自費項目越來越多。買東西變便宜，修東西越來越貴。洗髮精越來越便宜，剪頭髮越來越貴。便利商店的便當便宜，上餐廳越來越貴。身為家長，我擔憂逐漸增加的教育帳單，包括學校、才藝班、保母、家教等。
執政黨與在野黨都言之鑿鑿，抨擊對方忽略真相，扭曲事實。不只台灣，同樣的情形舉世皆然。上一次美國大選，川普訴求「讓美國再次偉大」，言下之意是美國已經走下坡。但希拉蕊（與歐巴馬）則強調美國不論在經濟、科技、就業率等指標上，都處於上升時期。
或許雙方說的都是真的：兩個世界同時存在。
商品與服務
失衡的原因之一，可以用「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解釋。這是 1967 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所提出的現象。他把經濟分成兩大部門（sector），並發現商品（goods）部門的價格持續降低，而服務（service）部門的價格持續走高。
例如兩年前引發討論的熱烈這一張圖。這張圖顯示從 1950 年到 2016 年，美國的價格走勢（已考慮通膨）。以 1950 年的價格為基準，可以看到商品（紫線）的價格持續下降。這包括食物、飲料、飛行、新車、服飾、通訊、家電等。但服務（紅線）的價格卻持續增加，包括高等教育、基礎教育、專業服務、醫療、汽車修理等。
圖：Margin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從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可看出類似走勢。價格上升最快的都是服務，包括教育、醫療等。（台灣的教育與醫療由政府統一補貼，因此「單價」變化較不明顯。但後面會討論走勢應該差不多。）而「商品」的價格增加緩慢，甚至維持平穩。
圖：Baumol’s cost disease (wikipedia)
為什麼？
在「商品」產業中，人的生產力（productivity）提高，薪資也隨之提高。這符合古典經濟理論。過去一個軟體頂多賣 1 千萬份，現在 Google 卻有超過 10 億人使用。每一位軟體工程師帶來更高生產力，報酬就更高。
奇怪的是，提供「服務」的人的生產力沒有提高，報酬卻也提高了。鮑莫爾的舉例是弦樂四重奏。今天的弦樂四重奏與 100 年前的弦樂四重奏，生產力沒有差別 — 表演一首莫札特的曲子所耗費的精力是一樣的。然而今天的弦樂師薪水比 100 年前高的多 — 為什麼？
鮑莫爾指出，原因是商品產業的報酬提高；因此若弦樂師的報酬沒有隨之提高，弦樂師就會改去當軟體工程師，那就沒有人要表演弦樂了。換言之，「商品」產業的生產力提高，提高了「服務」業人員的機會成本；因此服務業的報酬必須提高，才能留住人。
寫到這裡，要說明一下「商品」與「服務」的基本差別是服務需要人類的時間。樂手表演、醫師診療、律師諮詢、教師授課、按摩師按摩等，都需要人類的時間。但提供手機、電腦、Netflix、Google 不需要。而鮑莫爾的洞見在於發現，即便是生產力未提高的領域，其從業人員報酬也會因為其他產業的生產力提高而增加。
鮑莫爾的政治推論
鮑莫爾於 2017 年過世，但此一理論仍然受到經濟學家廣泛地支持。從此理論可以得到幾個推論：
變貴不一定是政府無能
第一，許多服務「變貴」是自然現象，不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
許多人抨擊鮑莫爾忽略了其他可能造成服務漲價的原因，如法規、壟斷、無效率等。例如，許多人覺得健保頻傳破產，一定是因為政府效率不彰、冗員太多。許多律師「請不起自己」，則是因為政府刻意控制執照的數量。幼稚園太貴一定是因為地方政府限制太多，等等。
鮑莫爾的並未排除其他因素。但他指出價格之間有相對關係：就算沒有上述因素，服務產業的價格仍會水漲船高。而且商品產業的生產力越高，服務產業的價格越貴。
更多錢花在服務
其次，人們將會花更多預算在服務上。許多人對「食衣住行」的預算分配有既定的印象，未來會逐漸改變。買歌（串流）變便宜，演唱會票價變貴。洗髮精便宜，去髮廊洗髮變貴。過去的有機面膜一片 500 元，現在只要 100 元 — 省下的錢可以拿去洗髮。
更多人從事服務業
商品產業的生產力持續提高，主要是因為科技。包括引入新的知識、自動化、標準化、規模經濟等。換言之，價值更大，但用的人更少。因此有更多人會被「擠」至服務業，如咖啡店、foodpanda 或是 Uber。於是經濟漸漸分成兩種：「產值大但人少的商品產業」，與「產值較小而人非常多的服務產業」。
而人就是選票。從政治的角度，代表政府需要花更多資源照顧服務產業，因為服務業有選票。相對的，商品業缺乏選票，但會透過錢來影響政治。
同時，由於政府的主要活動也多半是人力密集形式，如提供醫療、教育、行政、產業管理、國防、科技研究等，因此政府的支出也會持續增長。「大政府」不可免 — 不是因為政府管很多，而是因為政府都是用人在管。
商品創新的效益降低
第四，當人分配越多預算在服務上，商品創新所帶來的效益就越來越低。假設我花 70% 的所得在服務，30% 在商品，那麼即便出現一個改良 10% 的新搜尋引擎「新 Google」，對我的效益還不如幼稚園價格降低 10%。
兩頭落空的相對剝奪感
第五，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那些既不在商品產業，也無法提供獨特服務的人，會感到格外痛苦。
現在世界可以分成四種人：最大的得利者自然是掌握商品產業的人，也就是擁有機器、工廠或軟體的人（或許可以稱之為「資本家」）。其次的得利者是商品產業的從業人員，直接從生產力提升獲得更高的報酬。第三順位則是服務業的專業服務者，享受水漲船高的薪水。
最弱勢的是既無法參與商品產業，也無法提供獨特服務的人。他可能不是知識工作者，無法提高產業的生產力；也可能是被自動化所取代的勞工，只能提供一般的、缺乏差異化服務。他兩頭落空。
然而，即便是最弱勢的人，其整體生活仍然比以前更豐盛。一個生產力部分提升的經濟，仍然比未提升的富裕。因此經濟學家後來不再稱此為「鮑莫爾成本病」，而是修改為中性的「鮑莫爾效應」（Baumol’s effect）。一個兩頭落空的人，仍然享受到更便宜的商品，基本薪資也會提高。只是他會覺得更多高級服務越來越不可攀。他會有嚴重的相對剝奪感。
鮑莫爾在台灣
回到台灣，我們就更能理解兩個世界的同時存在。台灣產業非常偏向商品，因此業績持續成長，投資人（資本家）也得到不錯的回報。
專業服務者跟著水漲船高。雖然律師還是無法理解為何「自己請不起自己」，不過多半對現狀是不滿意，但可接受。
唯有被撇下的人，或是無法自由換職業的人，無法感受到富裕的喜悅。他可能買得起好市多（Costco）裡大部分的東西（而且品質都越來越好），家中也沒有真的缺什麼；但他更在意的是貧富差距擴大，有錢人能享受更好的服務，他卻看不到更好的前景。而他寄望的政府持續膨脹，卻改善無方 — 事實上國家能做的也的確有限。
用科技解放服務業
科技帶來豐盛，但錢會流到稀缺的地方。人的時間是終極的稀缺，因此科技的發展最終會帶來人力價格的上升 [註]。相對的，「純粹」商品的創新，其效益將越來越小。今天的手機可以照星象，電腦可以連 5G，但對我們的生活幾乎沒有影響。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服務產業的生產力突破。
未來科技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在服務產業創新，如教育、醫療、政府機構等。誰能降低人力成本，減少從事服務業的人的時間，誰就會非常有價值。
而當台灣選舉塵埃落定，大家心平氣和之後，應該要重新理解其他人眼中的世界。「敵對陣營」的狂熱經常是想像，但其痛苦多半源自真實。他們眼中的世界可能同時存在，只是與你關注的面向不同。如何讓富裕的果實能夠共享，讓人們能持續看到擴張的前景，而不是落入商品與服務陣營之間的零和爭奪，是下一任總統的艱難責任。
註：土地 / 房屋有類似性質。除非提高土地的生產力，例如建高密度的摩天大樓，否則土地數量有限，價格也會水漲船高。不過這跟人類是因為機會成本的概念不同。
另註：服務部門的生產力當然也有持續成長，只是成長速度低於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