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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知名創投，亦是 Netscape 瀏覽器創辦人 Marc Andreessen 發表文章，名為「建設的時刻到了」（It’s time to build）。在世界悲戚混亂，充斥指責與抱怨的時刻，此文卻正面地號召人們用投入建設。發表後迅速引發巨大迴響。
其中，Andreessen 特別強調許多建設技術上完全可行，卻沒有實現。例如美國在疫情來襲時，要口罩沒口罩、要呼吸器沒呼吸器 — 21 世紀的美國居然沒有口罩！甚至連政府的紓困資金要交給人民，都得經過重重的官僚程序。人民收到時，可能已經過了數月。（我解釋過原因）
除了疫情凸顯的問題之外，Andreessen 更指出美國是長期缺乏創新，停止建設。例如大城市受鄰避主義（NIMBY，not in my backyard）掣肘，無法都市更新，導致空間不足、房價過高。美國大學學費高漲，一般人都得舉債上學。以及工廠外遷，讓產業空洞化等。為何舊金山不能變成摩天大樓城市？為何哈佛不能一年收一百萬個學生？
. . . . 超音速飛機在哪？數百萬台遞送無人機在哪？高速鐵路、高架單軌列車、超迴路列車（hyperloop）以及， 沒錯，飛行車在哪？
問題是缺錢嗎？這很難令人信服，我們有錢在中東發動永久的戰爭，還可以不斷地拯救既有的銀行、航空公司與汽車公司。聯邦政府剛剛在 2 週內通過 2 兆美金的新冠狀病毒肺炎紓困方案！
問題是資本主義嗎？我同意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Nicholas Stern 的說法，他說資本主義是我們照顧陌生人的方法 — 上述的領域都非常有利可圖，資本應該會大舉投資，對投資者與顧客都有好處。
問題是技術能力嗎？顯然不是吧，不然我們不會有摩天大樓、學校、醫院、汽車、火車、電腦與手機等。
問題是渴望。我們必須想要這些東西。問題是慣性（intertia）。我們必須想要建設這些東西，超過我們想要阻止這些東西出現。問題是監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我們必須讓新公司建設這些東西；就算既有企業不想建設，也要逼它們建設這些東西。問題是意志力。
Andreessen 指出錢跟技術都在，只是我們忘記了建設的價值，淪於互鬥、扯後腿以及從現有狀態榨取利潤。因此社會停滯不前。他呼籲（美國）回到根本，用建設與創新突破困境。
這是一份鼓舞人心的宣言。其預設未來是光明的：科技是當今問題的出路。我們必須掙脫自己的束縛，用建設來脫離困境。特別是對科技界來說，此文猶如吹起反攻號角，號召科技業起身改善世界。
然而，不少人批評 Andreessen 心口不一。因為他呼籲建設實體世界，自己卻只投入軟體。他此前最重要的文章 —「為何軟體吞噬世界」（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更被奉為矽谷的圭臬。他成立的創投 Andreessen Horowitz 也標榜只投資軟體公司。
「怎麼，你都在賺軟體錢，」批評者質疑：「現在抱怨實體世界缺乏建設？」
軟體的零邊際成本
為什麼過去 20 年科技業的投資都在軟體？趁此機會正好可以複習一下軟體與硬體產業的不同，以及軟體如何造就今天的矽谷。（今天我寫仔細一點，已經熟悉的人可以跳著看）
首先要理解軟體最大的特色是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趨近於零，因此有潛在的巨大利潤。邊際成本是多提供一份產品的成本。以下我以微軟的 Office 軟體與一張椅子來對照。
椅子有邊際成本。傢俱工廠每多製造一張椅子，就必須付出這張椅子的材料費與組裝的工錢。
傢俱工廠也有固定成本（fixed cost）。這是指生產前的前置成本，例如要先取得土地、建造工廠、開發模具等。因為要先付出固定成本才能生產，因此工廠一開始處於虧損。
但只要每張椅子的售價超過其邊際成本，那麼毛利就可以慢慢攤平固定成本。工廠賣越多椅子，賺越多錢，最終就能攤平所有固定成本。接下來賣椅子賺的都是「純利」（不嚴謹用詞）。
椅子越便宜，越有競爭力。因此在競爭市場中，最終價格會趨向於最低的邊際成本。換言之，邊際成本越低的企業，越有競爭力。若邊際成本真的很低，毛利很高，那攤平固定成本之後就像「印鈔票」一樣 — 鈔票的邊際成本也很低。
科技業第一個低邊際成本的產品是半導體。半導體採用矽為基質，也就是沙，複製成本非常低。這導致最終半導體成為資本密集產業：企業競相投入開發規模最大、最先進的製程，目的是製造邊際成本最低的半導體。一顆晶片定價數十美金，背後卻是數億到數十億美金的投資。
而半導體業也孕育了當代的創投（venture capital）。創投提供資金，讓半導體業支應前期的固定成本，從未來的晶片利潤慢慢回收。雖然前期投資高，但一旦產品勝出，未來的晶片就是「印鈔機」。
創投也看中半導體的規模經濟的特質。這有兩個面向。第一，在生產端，工廠產量越大，單位成本越低。更重要的是第二點。在需求端，當產品銷售越多，每一位顧客負擔的固定成本比例越低。換言之，企業會盡量銷售最大數量，壓低產品價格（反正邊際成本極低），同時掃光競爭者。邊際成本低預告市場是「贏者全拿」。
進入軟體時代，此一特質更是發揮到極致。複製軟體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邊際成本為零。因此許多軟體乾脆免費，改由廣告、付費升級、app 內購買等其他手段賺錢。
以 Office 軟體為例。最早微軟賣紙盒包裝的「套裝軟體」，邊際成本高，價格也較高。等到軟體可以從線上下載，微軟也轉為訂閱制，降低單價。顧客不但可以隨時取消訂閱，軟體還會不斷更新 — 產品 C/P 值持續提升。
軟體的零交易成本
軟體的另一個優勢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低。交易成本決定了市場的大小。如果我想把椅子賣到國外，但運費高於椅子本身的價格，那麼自然沒有人要買。同樣的，就算產品的邊際成本低，如果交易成本高，還是賣不了太多。
而在網路時代，軟體的交易成本也接近零。相較於過去我必須去燦坤買紙盒裝的 Office，現在只要線上下載就可以了。
更進一步的例子是 Google。Office 還必須安裝；Google 直接在瀏覽器中就能操作。因此 Google 的市場又更大，涵蓋中國以外的全世界人類。
邊際成本為零，代表潛在的利潤無窮。交易成本為零，代表全球都是市場。因此創投紛紛投入軟體，希望投到席捲世界的新創。勝利者不但會成為壟斷，更可不斷壓低價格、提高產品品質，永遠的抓住顧客。
這是一個新世界。再加上網路上幸運的沒有官僚，更讓人才與資金趨之若鶩。軟體是一種流動的工具，會自然地「包覆」（Andreessen 說「吞噬」）所有事物。因此投資項目也很快地從純軟體擴張至其他改以軟體為核心的產業，如叫車、住宿、影音串流、電動車等。
「聚合理論」改變價值鏈
軟體擴張，自然會衝擊既有產業。邊際成本為零加上交易成本為零，代表企業現在可以直接服務所有顧客。而顧客永遠都是稀缺資源。因此當軟體企業掌握顧客，瓶頸就由供給端轉為需求端，造成價值鏈的重整。
其他企業必須圍繞著軟體企業重新調整位置。分析師 Ben Thompson 為此提出了「聚合理論」（Aggregation Theory）。他發現現在最重要的軟體平台，如 Google、臉書、微軟、Netflix、亞馬遜等，都是透過聚合顧客來主導價值鏈，進一步逼使其他企業淪為供應商。
例如過去媒體業的瓶頸在遞送。掌握遞送的企業，如報紙、電視、廣播電台等，就擁有寡斷。價值鏈中的其他角色必須圍繞上述企業運轉，例如廣告商只能選擇四大報，觀眾只能選擇三大電視台。
同樣的，椅子工廠必須透過零售商，如 IKEA 或 B&Q 才能銷售給顧客。瓶頸在於零售商。因此椅子工廠必須付給零售商上架費，甚至依照零售商訂下的規格設計椅子。
然而，當 Google 可以直接服務用戶，甚至根據用戶的搜尋紀錄客製化內容，掌握稀缺資源的就是 Google 了。媒體必須圍繞著 Google 重新調整，例如根據 Google 的 AMP 規格設計網頁，以及上繳「上架費」。當媒體開始遵循 Google 的規定，Google 提供顧客的價值就越來越高，把顧客抓得也越來越牢。成為正向循環。
同樣的，亞馬遜掌握顧客，可以要求生產商配合。Netflix 掌握觀眾，可以指定影集的形式。微軟掌握企業客戶，就能規範其他工作軟體供應商的產品。
建設實體的時刻到了
相形之下，實體世界在過去 30 年得不到人才與資金的青睞，也就不足為奇了。有全球級的回報，誰要投資本地的建設？可以在虛擬世界自由的實驗，誰想面對實體世界的限制？可以透過網路「偷襲」現在的產業龍頭，誰想對抗實體世界的官僚與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呢？
然而軟體與實體世界的失衡不可能持續擴大。此次疫情迫使我們認清實體的停滯不前，以及軟體創新的侷限性。美國數學家 Eric Weinstein 提到：
. . . . 如果你走進一個房間，然後拿走裡面所有的螢幕，你會覺得還在 1970 年代。我們缺乏進步。
我相信 Andreessen 發表文章時，已經預見跟他 9 年前說「軟體吞噬世界」之間的矛盾。他的宣言間接承認了虛擬世界的擴張已接近飽和，無法自外於實體的限制。要邁出下一步，實體世界必須跟上。我也提過越來越多新創是由「輕」到「重」，落在實體世界中實現。Andreessen 彷彿在說：「虛擬世界的寶藏快沒了！大家快掉轉槍頭，一起去實體世界吧！」
我完全同意 Andreessen 的呼籲。但怎麼做？Andreessen 並沒有著墨於如何（how）解決問題。他是指出問題可以解決，以及為何（why）需要解決。這是重要的第一步。實際上要如何推翻慣性與監管俘虜，創造渴望與意志力，在每一個地方都不同。
不過我倒是可以指出，矽谷過去 30 年的狂飆包含至少三個因素：「無政府」的網路、開放試驗的矽谷文化，以及「賭全壘打」的創投資金。要徹底翻新實體世界，也會需要環境、社會文化與新型態資金的契合。
而此一契合點很可能不會在矽谷。若要建設摩天大樓城市、提供普及的菁英教育以及蓋高速鐵路，大概需要明確方向的指引、具有集體意識的社會，以及動用國家級的資金。更可能在亞洲。
